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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我来塔希提没几天，就认识了尼克尔斯船长。一天早上，我在旅馆的露台上吃早餐，他走进来，自报家门。他听说，我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很感兴趣，便来找我聊聊。塔希提人，和英国乡下人一样爱说闲话，随便向一两个人打听斯特里克兰的画，消息立马不胫而走。我问这位陌生人，有没有吃过早餐。

“吃过了，我老早就喝了咖啡，”他回答说，“但是，我不介意喝一点儿威士忌。”

我把旅馆的中国伙计喊了过来。

“你不觉得，现在喝太早了？”船长说。“这可以由你和你的肝来决定。”我回答。

“我实际上是一个禁酒主义者。”他一边说着，一边给自己倒了大半杯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

他一笑起来，便露出满嘴发黄的烂牙。他很瘦，身材矮小，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嘴巴上胡子拉碴。他好几天没刮脸了，脸上的皱纹很深，因为常年暴晒，皮肤很黑，一双蓝色的小眼睛滴溜溜直转，哪怕是我很小的一个手势，它们都会飞快地转来转去，一看就是个彻底的无赖。不过这会儿，他的确一片热诚，真心实意。他身上穿的卡其布套装脏兮兮的，两只手也早该好好洗洗了。

“我和斯特里克兰很熟，”他说着，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点燃我递给他的雪茄。“因为我的关系，他才来这儿的。”

“你是在哪儿认识他的？”我问。

“马赛。”

“你在马赛做什么？”他一脸殷勤的笑。“哦，我那时应该过得很糟。”

从这位朋友的仪表来看，他现在一样过得不好，我打算和他交个朋友。这些流浪汉，总是贪图小利，但你自己心里乐意。他们很容易接近，无话不谈；很少摆谱，只要一杯酒，就能打动他们的心。要想和他们混熟，你不必费力讨好，只需竖起耳朵，好好听他们说话，这样他们不但信你，而且还会感激。他们很喜欢说话，这样可以证明他们的修养，大多数人讲话也都风趣。他们见多识广，想象丰富。不能说他们一点狡诈都没有，但他们遵纪守法，只要法律足够强大。和他们玩牌很危险，但他们的聪明才智让这世上最好玩的游戏变得更加刺激。在离开塔希提之前，我已经和尼克尔斯船长相当熟悉，是他让我变得老练。我不认为他白抽了我的雪茄，白喝了我的威士忌（他从不喝鸡尾酒，还真是个禁酒主义者），尽管他很有礼貌，赔着笑脸向我借钱，好几美元从我的口袋去了他的口袋，但我还是觉得，他带给我的乐趣，远远超过我付出的代价。我始终是他的债主。假如我坚持手头的创作，不撇开一笔，几行字把他打发掉，良心上过不去。

我不知道，尼克尔斯船长当初为什么离开英国。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依他的性子，直接问显得很不礼貌。从他话里听出，他受了不白之冤，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看作社会不公的牺牲品。我总想着，他是受了某种欺诈或者暴力，当他说腐朽的当局过于死板时，我还是非常同情，表示同意。虽说，他在祖国遭遇了不幸，可我还是高兴地看到，这并没有减少他的爱国热情。他经常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一个英国人，觉得自己比哪国人都有优越感，无论美国人、殖民地人、达戈人、荷兰人，还是肯纳卡人。

可我觉得，他生活得并不幸福。他患有消化不良，我经常见他嘴里嚼着胃蛋白酶片；每天早上，他的胃口很差，但如果只是这一种痛苦，还不至于磨损他的精神。他满腹牢骚，其实还有更大的原因。八年前，他草率地和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些人，仁慈的上帝决意让他们单身，但有人因为任性，或者由于环境所迫，偏偏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再没有比这种结了婚的光棍儿更叫人可怜的了。尼克尔斯船长就是这样的人。我见过他老婆。我想，她大概二十七八岁，是那种让人猜不透年龄的女人，这种人，二十来岁不显年轻，四十来岁也不显老。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紧”：小嘴紧抿着，笑容紧绷着，皮肉紧包着，头发紧扎着，衣服紧裹着，白斜纹料子愣是有黑斜纹布的效果。我想不通，为什么尼克尔斯船长要和她结婚，结了婚为什么又不蹬了她。也许，他经常这样，他的悲哀就在于他从未成功过。无论他跑多远，无论他藏身何处，尼克尔斯太太都会像良心一样紧抓不放，像命运一样势不可当，立马就能找到他。他甩不掉她，就像有因必有果。

无赖汉，就像艺术家或正人君子，不属于任何阶级。无业游民的寒酸不会让他难堪，王公贵族的排场也不会让他拘束。但尼克尔斯太太却出身于一个最近名声渐好的阶层，即所谓的中下层。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警察，我相信他一定很能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抓住船长不放，我想，不会是因为爱情。我从未见过她说话，也许私下里她很能唠叨。反正，尼克尔斯船长怕她怕得要死。有时，坐在旅馆的露台上，他会突然意识到，她正在下面的马路上走动。她从不喊他，就好像没看见他，只是若无其事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时船长浑身都不自在起来；他看了看手表，叹了口气。“唉，我得走了。”他说。

这光景，威士忌留不住他，开玩笑也没用。要知道，他可是个面对飓风和台风面不改色的人，如果有一把左轮手枪，就是来十几个赤手空拳的黑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和他们干。有时候，尼克尔斯太太也会叫他们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闷闷不乐的七岁孩子，到旅馆来。

“妈妈找你。”她呜咽着说。

“马上，宝贝儿。”尼克尔斯船长说。

他拔腿就走，和女儿一起离去。我想，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一个极佳案例，虽然我跑题了，但至少能带来一点启示。

第四十七章

我尽量把尼克尔斯船长告诉我的，关于斯特里克兰的各种事情串起来，显得前后连贯。多年以前，我和斯特里克兰在巴黎分手，他们正是在那年冬末认识的。那段纷乱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我根本不知道，但一定穷困潦倒，因为尼克尔斯船长是在夜间收容所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时候，马赛发生了一场罢工，斯特里克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活命的一点钱都赚不到了。

夜间收容所是一栋巨大的石头建筑，穷光蛋和流浪汉，只要证件齐全，能让管事儿的修道士相信他们是做工的，就可以在这里寄宿一个星期。在等待开门的人群中，尼克尔斯船长注意到了斯特里克兰，因为他身材高大，相貌古怪；这些人无精打采地等着，有的走来走去，有的斜靠在墙上，有的坐在路边，把脚伸进水沟里；当他们排着队进了办公室，尼克尔斯船长听见检查证件时斯特里克兰说的是英语。但他没有机会和斯特里克兰说话，因为当他刚一走进去，就来了一位传道士，胳膊下夹着一大本《圣经》，在屋子另一头的讲台上布起道来；这些可怜的无家可归者，不得不接受这项服务，作为他们住宿的代价。他和斯特里克兰被分在不同的房间，凌晨五点，一个身材健壮的修道士把他们全从床上赶了起来，等他叠好被子洗罢脸，斯特里克兰已经不见了。尼克尔斯船长在寒风刺骨的街头转悠了一个小时，最后来到水手们经常聚会的维克多耶鲁广场。只见一个人在一座雕像下面打盹儿，正是斯特里克兰。他踢了他一脚，把他叫醒了。

“走，跟我去吃早餐，伙计。”他说。

“去死吧你。”斯特里克兰回答道。我一听就是那位老兄的口气，于是，我决定把尼克尔斯船长当作一位可以信赖的证人。

“一分钱都没了吧？”船长问。

“去你妈的。”斯特里克兰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点儿吃的。”

犹豫了片刻，斯特里克兰挣扎着爬了起来，两个人先去了发放面包的救济所，这里，饥饿者都可以分到一块面包，但必须当场吃完，不许拿走；然后他们又来到一个发放菜汤的救济所，每天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四点，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碗盐水清汤，但只能领一星期。这两个地方，相隔很远，只有快饿死的人才会跑这么远。就这样，他们吃了早餐，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也就这么奇怪地成了朋友。

他们这样在马赛混了四个月，生活没有冒险，如果冒险意味着意外或惊险的事件，因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谋生上，要弄些钱晚上才能住宿，要搞点儿吃的才可以免受饥饿的煎熬。我真希望能画几幅活泼艳丽的图画，把尼克尔斯船长的生动叙述在我的想象中展开。他描述的他们在这个海港小城的底层生活，可以写成一本有趣的书，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民俗学者据此可以编成一本非常详细的盲流大辞典。但在这里，我只能用几段文字交代他们这一时期的生活。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的生活紧张残酷，多姿多彩，鲜活生动。相比之下，我所知道的马赛，人群熙攘，阳光明媚，到处都是舒适的旅馆和挤满有钱人的餐馆，显得平淡无奇，司空见惯。那些亲眼见过尼克尔斯船长对我说的这些景象的人，我真羡慕啊。在夜间收容所将他们拒之门外以后，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在硬汉比尔那里找到了落脚处。他是一家水手寄宿公寓的老板，一个身材高大、生着一对铁拳的黑白混血儿。他给暂时失业的水手提供食宿，直到为他们在船上找到工作。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在他这里住了一个月，一块儿来的，还有十几个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他分配的两间空屋子里。每天，他都带他们去维克多耶鲁广场，轮船上的船长需要雇什么人都会来这儿。他老婆是个美国女人，又胖又邋遢，天知道她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寄宿的人每天要轮流帮她做家务。斯特里克兰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作为报酬，尼克尔斯船长觉得这是捡了大便宜。硬汉比尔不但花钱为斯特里克兰买画布、颜料和画笔，而且还给了一磅走私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可能还挂在乔利埃特码头附近一间破房子的客厅里，估计现在可以卖到一千五百英镑。斯特里克兰本想乘船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然后再去萨摩亚或塔希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动了去南太平洋的念头，尽管我还记得，他早就想去一个无人的小岛，那里四季常绿，阳光灿烂，四周碧波环绕，比北半球任何海洋都要湛蓝。我猜，他揪住尼克尔斯船长不放，是因为他熟悉这些地方，而且，是尼克尔斯劝他去塔希提，说那里待着更舒服。

“你知道，塔希提是法国领土，”尼克尔斯对我解释说，“法国人不那么死板。”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

斯特里克兰没有身份证件，这在硬汉比尔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有利可图，他都可以办到（他替水手介绍工作，会扣掉他们头一个月的工资）。正好有一个英国司炉工在他这里死了，他就把这人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但是，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要往东走，而雇人做事的船往西开。有两趟驶往美国的货轮上需要人手，斯特里克兰都拒绝了，还有一艘到纽卡斯尔的煤船，他也不去。

硬汉比尔受不了斯特里克兰的这种牛脾气，这只能让他吃亏，所以最后，他二话不说，一脚把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踢出了门。他们再次流落街头。硬汉比尔提供的饭菜谈不上丰盛，吃完饭从餐桌前站起还是像刚坐下时一样饥饿，但有那么几天，他们依然对这里的伙食念念不忘。这回，他们可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发放菜汤的救济所和夜间收容所他们都没资格再去了，现在，他们只能靠面包救济所给的一小片面包度日了。夜里，他们能睡哪儿就睡哪儿，有时在火车站轨道旁闲置的空车厢中，有时在仓库后面的推车里。但是，天气寒冷，常常是打一两个小时盹儿，就不得不上街转悠转悠，好暖和暖和身子。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克尔斯船长简直不行，于是他就去一个叫“一听啤酒”的酒吧，捡前一天晚上人家扔的香烟头和雪茄头。

“更难抽的烟我也用烟斗抽过。”他自嘲地耸了耸肩，补充道。说着，又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拿了几支雪茄，一根叼在嘴上，其他的揣进了口袋。

偶尔，他们也能赚到一点钱。有时，一艘邮轮靠岸，尼克尔斯船长如果和计时员拉上关系，就能为他们找到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来的是英国船，他们就会溜进船舱，和船员们混顿饱饭。当然，这有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高级船员，他们就得从舷梯上飞快地跑下来，动作慢了，一靴子就踢到了屁股上。

“只要能填饱肚子，屁股让人踹一脚也没什么，”尼克尔斯船长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在乎。高级船员理应考虑一下纪律。”

我的脑海中浮现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愤怒的大副飞起一脚，尼克尔斯船长一个倒栽葱，从狭窄的舷梯上滚了下来；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他对英国商船的这种严明的纪律感到欣慰。

在鱼市，时不时也能找到点儿零活。一次，码头上的许多筐橘子要运走，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就去帮人装车，一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他们很走运：一个寄宿公寓的老板到手一笔买卖，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船需要补色，一连好几天，他们站在悬在船帮一侧的木板上，往生锈的船身上刷油漆。这种情况，肯定又会让斯特里克兰冷嘲热讽。我问尼克尔斯船长，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斯特里克兰有什么反应。

“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有时候，他不太高兴，但即便一整天吃不上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寄宿的一点钱都没有，他也像蛐蛐儿一样欢。”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斯特里克兰正是这样一个超越周围环境的人，即使在最让人失望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到底是因为灵魂的平静还是激荡，真的很难说清。

“中国茅厕”，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佬在布特里街附近开的一家破旅馆起的名字，六苏可以睡在一张很窄的小床上，三苏可以打一夜地铺。在这里，他们结交了不少和他们一样饥寒交迫的朋友，当他们有时身上一个子儿都没了，晚上又出奇的冷，就会毫不犹豫地向白天偶然赚到一法郎的人借钱交住宿费。这些流浪汉都不吝啬，不管谁有了钱，都会乐于和大家一起花。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感觉，他们是同一个国度的自由民，这个国度宽广无垠——一个伟大的安乐之乡。

“但是，斯特里克兰要是生气起来，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尼克尔斯船长若有所思地说，“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硬汉比尔，他想要回他当时给查理的身份证件。”

“‘你如果想要，自己来拿吧。’查尔斯说。”

“硬汉比尔，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但他被查尔斯的架势镇住了，所以只是骂骂咧咧。他能骂的话全骂了，骂得真是头头是道。刚开始，查理还听着，过了会儿，就见他往前迈了一步，说了一句：‘滚！你他妈这只蠢猪。’倒不是他骂的话，关键是他骂人的气势。硬汉比尔立马住口了，很明显他怂了。他转身就走，好像突然想起有个约会似的。”

根据尼克尔斯船长的描述，斯特里克兰当时骂人的话和我这里的完全不同，不过，既然我写的是一本家庭读物，不妨牺牲一些真实性，改用一些大家熟悉的平常词语。

硬汉比尔不是个能受得了普通水手侮辱的人。他的权力依赖于他的威望：住在他家的两个水手，一前一后告诉他们，比尔发誓要干掉斯特里克兰。

一天晚上，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坐在布特里街的一个酒吧里。这是一条狭长的街道，两旁一间间平房，每个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像拥挤的集市窝棚或马戏团的兽笼。每个房子门口都有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哼着小曲儿，或用沙哑的嗓子大声招徕路人，有的无精打采地看着书。她们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黑人；有胖有瘦；在厚厚的胭脂、乌黑的眼眉以及猩红的嘴唇之下，你能看到岁月的印记和她们放荡生活的伤痕。她们有的穿着黑色罩衫和肉色丝袜，有的一头鬈发，染成了金色，穿着短纱裙，打扮成小姑娘。透过敞开的门，你能看到屋子里的红砖地，一张大床，桌子上有一只大口水罐和一个盆子。街道上，形形色色的人走来走去——印度邮轮上的水手，瑞典帆船上的金发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人，英国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帅气的士兵，还有美国货轮上的黑人。白天，这里只是肮脏，到了夜晚，小屋里的灯都亮了，街道就有一种邪恶之美。丑恶的欲望弥漫在空气里，让人感到压抑、可怕，但是，在这萦绕着你、困扰着你的景象里，却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你觉得，有一种人们并不理解的原始力量让你厌恶，又深深诱惑着你。在这里，文明的法度荡然无存，人们面对的只是阴郁的现实。到处都是一种紧张而又悲惨的氛围。

在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坐着的酒吧里，摆着一架自动弹奏的钢琴，大声地演奏着舞曲。屋子里，人们四下围坐在桌旁，这里七八个水手喝醉了，胡喊乱叫，那边坐着一群士兵，中央，一对对挤在一起跳舞。留着胡子、面孔黝黑的水手，用粗大坚硬的手臂使劲儿搂着自己的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着罩衫。偶尔，也会有两个水手站起来跳舞。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人们都在歌唱，大叫，大笑；当一个人激吻了坐在他膝盖上的姑娘，英国水手就打起了呼哨，屋子里更加吵闹。男人们喷云吐雾，笨重的靴子扬起灰尘，弄得到处乌烟瘴气。这里实在太热了。吧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一个身材矮小、满脸雀斑的年轻侍者，托着摆满啤酒杯子的托盘，匆忙地走来走去。

不一会儿，硬汉比尔在两个身材高大的黑人陪伴下走了进来。一看就知道，他已有七八分醉意，分明是来闹事的。他踉踉跄跄，撞在了三个士兵坐的桌子上，打碎了一瓶啤酒。双方立刻吵了起来，酒吧的老板走了出来，叫硬汉比尔出去。这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对寻衅闹事绝无二话，硬汉比尔有些胆怯。老板不好惹，因为背后有警察撑腰，所以他骂了一句，转身要走。突然，他一眼瞥见了斯特里克兰。摇摇晃晃地，他走到斯特里克兰面前，二话不说，嘬足了一口唾沫，猛地吐到了斯特里克兰的脸上。斯特里克兰抓起酒杯，一下砸了过去。跳舞的人忽然都停了下来。刹那间，整个酒吧一片寂静。但是，当硬汉比尔扑到斯特里克兰身上时，所有人的斗志都被点燃了，顿时一片混战。桌子被掀翻了，酒杯打碎在地。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女人都躲到了门边和吧台后面，路过的人从街上涌了进来。只听到处是打斗声、咒骂声、喊叫声，屋子中间，十几个人打成了一片。突然，警察冲了进来，所有人都慌忙往门外逃窜。当酒吧里稍稍安静了一些，就见硬汉比尔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头上一个大口子。尼克尔斯船长拽着斯特里克兰跑到大街上，斯特里克兰的胳膊流着血，衣服被撕成了破布。尼克尔斯鼻子上也挨了一拳，满脸是血。

“我想，在硬汉比尔出院之前，你还是离开马赛吧。”当他们回到“中国茅厕”清洗时，他对斯特里克兰说。

“真比斗鸡还热闹。”斯特里克兰说。

我仿佛又看见他嘲讽的笑。

尼克尔斯船长非常担心。他知道硬汉比尔有仇必报。斯特里克兰让这个混血儿两次丢了脸，如果他醒过来了，一定要提防。他不会匆忙下手，而是等待时机。早晚某个夜里，斯特里克兰背上会被人捅一刀。一两天后，一个无名流浪汉的尸体就会从港口的污水中被捞起……第二天晚上，尼克尔斯去硬汉比尔家打听消息。医院里，但他的妻子已经去看过他，她说，比尔说一出去就要杀了斯特里克兰。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总是说，”尼克尔斯船长继续说道，“要打人，就把他伤得重一些。这样你就有时间思考，接下来怎么办。”

后来，斯特里克兰运气不错。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到水手之家去需要一名司炉工，原来的司炉工因为精神错乱，在直布罗陀附近跳海自杀了。

“你赶紧去码头，伙计，”船长对斯特里克兰说，“去签雇佣合同。你有身份证件呢。”

斯特里克兰立马出发了，从此尼克尔斯再也没见过他。这艘轮船在码头只停了六小时。傍晚，尼克尔斯船长看着远处船上的黑烟渐渐稀薄，轮船从寒冬的海面上向东驶去。

我尽可能把我所知的一切叙述得更加生动，因为我想拿这些和斯特里克兰在伦敦阿什利花园时的生活进行比较，那时他忙于证券生意，是我亲眼所见。但是，我也明白，尼克尔斯船长是个吹牛皮不打草稿的骗子，我敢说，他告诉我的，没一句真话。以后我要是发现，他一辈子都没见过斯特里克兰，他有关马赛的见闻全部来自一本杂志，那我也不会惊讶。

第四十八章

这部书，我本想就此结尾。我最初的想法是，一开始描写斯特里克兰在塔希提的最后几年，和他悲惨的死亡，再回过头来叙述他的早年生活。我想这样写，倒不是因为任性，只是希望以斯特里克兰启程远行作为最后一幕：他那孤独的灵魂怀着怎样的奇想，最终向着激发了他幻想的未知岛屿出发了。我喜欢这样的画面，他的人生在四十七岁定格，当大多数人享受着中年生活的安稳，斯特里克兰却去寻找一个新世界。我仿佛看见，大海泡沫翻涌，一片灰蒙蒙，在凛冽的西北风中，他望着注定再也无法看到的法国海岸，渐渐消失；我想，他一定神情凛然，心无所惧。我本打算让这本书的结尾带给人希望，这样才能突出一颗不可征服的灵魂。可我写不好。不知怎的，我写不下去，尝试了一两次后，只好放弃；最后，还是老套地从头写起，并且打定主意，按照我的所见所闻，以及事情的先后顺序，来写斯特里克兰的一生。

但我掌握的资料残缺不全。这种情况，就像一个生物学家，单凭一具骨骼，不仅要还原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的样貌，还要推测出它的习性。斯特里克兰，没给那些在塔希提和他有所来往的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他们而言，他只是一个永远没钱的流浪汉，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喜欢画一些在他们看来荒诞不经的画；直到他死去多年，巴黎和柏林的画商纷纷派代理人来塔希提，寻找斯特里克兰可能遗失的画作，他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间，原来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想，如果当时肯花一点钱，现在就可以大赚一笔，真是错失良机，追悔莫及。有位叫科恩的犹太商人，手上有一幅斯特里克兰的画，得来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法国小老头，慈眉善目，满脸微笑；他既是商人也是海员，自己有一艘快艇，常常大胆来往于包莫图斯岛和马克萨斯岛之间，带去当地所需的商品，运回椰肉、贝壳和珍珠。我去找他，是因为有人对我说，他有一颗大黑珍珠愿意低价出手，可他的要价超出我的预期，于是我就和他聊起了斯特里克兰。他和斯特里克兰很熟。

“你知道，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画家，”他对我说，“很少有画家到我们岛上来，我挺可怜他，因为我觉得他画得很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我给的。我在半岛上有个种植园，需要一名白人监工。除非有个白人看着，否则这些土著是不会好好干活儿的。我对他说：‘你来，有足够的时间画画，还可以赚点儿钱。’我知道他快要饿死了，但我给他的工资很高。”

“难以想象，他会是一个称职的监工。”我笑着说。

“我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对艺术家，我总是心怀同情。这种感情在我们的血液之中，你知道。但是，他只干了几个月。等他有了钱，能买颜料和画布，他就走了。有些地方吸引了他，他要跑到丛林中去画画。但偶尔我还是会见到他。每几个月，他都会来帕皮提，待一阵儿；他会随便从谁手里弄点钱，然后又不见了。也就是这样，有一次他来我家，问我借两百法郎。看样子，他好像一星期没吃饭了，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我没想过这笔钱能还回来。谁知，一年过去，他再来看我，带了一幅画。他没提借钱的事儿，只是说：‘这是你的种植园，我给你画的。’我看了看，不知道说什么，当然，我还是说谢谢。他一走，我就把画拿给我妻子看。”

“他画得怎样？”我问。

“不要问我。我完全不懂。真是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画。‘你看看，怎么办？’我问我妻子。‘反正不好挂，’她说，‘人家会笑死的。’所以她就把画拿到了阁楼上，和各种杂物堆在了一起，因为我妻子有个毛病，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后来，你可以想象，大战爆发前，我哥哥从巴黎给我写信，说：‘你知不知道有个英国画家在塔希提住过？看来他是个天才，他的画现在卖得很贵。你看，能不能弄到他画的随便什么东西，给我寄来，肯定赚钱。’于是，我问我妻子：‘斯特里克兰送我的那幅画还在不在？是不是还在阁楼上？’‘没错，’她说，‘你也知道，什么东西我都不扔，就这毛病。’我们上了阁楼，那里，谁知道都堆着些什么，打我们住进这房子起，三十年来积攒的杂物全在这儿，那幅画也在。我又仔细看了看。我说：‘谁能想到，半岛上我种植园的监工，向我借过两百法郎的人，竟然是个天才？你能看出这画好在哪里吗？’‘看不出来，’她说，‘一点儿也不像咱家的种植园，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椰子树的叶子是蓝色的。巴黎人真是疯了，不过，兴许你哥哥可以把它卖两百法郎，正好可以抵斯特里克兰那笔债。’就这样，我们把画包好，寄给了我哥哥。后来，我收到他的回信。你猜他怎么说？‘画收到了，’他在信中说，‘坦率讲，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和我开玩笑；我真不该出这幅画的邮费。有位绅士想买它，我都不敢拿给人家。但是，当他说这是一幅杰作，愿意给我三万法郎，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惊喜！我敢说，他还会出更高的价。但老实说，我太惊讶了，简直晕头转向，还没等冷静下来，就三万法郎卖了。’”

之后，科恩先生又说了句令人钦佩的话：

“真希望可怜的斯特里克兰还活着。我很想知道，要是我把卖画的两万九千八百法郎交给他，他会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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