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

列宁(年1-6月)

(2/3)包含：(3)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4)资本输出；(5)资本家瓜分世界；(6)大国瓜分世界

3.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作用。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辩护士。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议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管理”法案的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业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着重号和黑体是该教授著作中原有的)......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小市民式的批评。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来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请看他是怎样描述问题的实质的：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如此等等。这样，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50%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万资本就能控制万、万以至更多的资本。”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准许发行0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一英镑（等于20马克，约合10卢布）的股票，就很羡慕。年6月7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帝国国会中声称：“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同那位被认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光彩的作家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下面是我们从年德国《银行》杂志5月号抄下来的一个例子：“卡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管理得很糟糕，股息从15%跌到0%。原来，董事会没有通知股东就出借了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的名义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份资本大两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入母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法律上，这样的隐瞒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种虚假的资产负债表上签字的监事长，至今仍旧是卡塞尔商会的会长。这笔借款被发现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开始把‘弹簧钢’的股票脱手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在这以后很久，股东们才知道有借款给哈西亚公司这回事……

这个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技术，不但使董事会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世纪一种有名的隐迹稿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隐迹稿本是涂掉原来的字迹、写上别的内容的一种羊皮稿本。)“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捉摸不透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或合并女儿公司，把一个统一的企业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作者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A.E.G，这个公司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作为极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的最大垄断公司的例子。据年的计算，这个公司参与了-个公司，自然也就统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约15亿马克的资本。好心的——即怀有维护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员们用来吸引公众注意的种种有关监督、公布资产负债表、规定一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设立监察机构等等的条例，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谁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换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银行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欧·阿加德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断。阿加德曾在俄华银行任职15年，他在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十分贴切，叫作《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作者把俄国大银行分为两大类：（ａ）“参与制”下的银行，（ｂ）“独立的”银行，然而他把“独立”任意地解释为不依附于国外银行。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小类：(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即指分别属于这三个国家的最大的国外银行的“参与”和统治。作者把银行资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资（投入工商业的）和“投机性”的投资（投入交易所业务和金融业务的），他抱着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种投资和第二种投资分开，并且消除第二种投资。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40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3/4以上，即30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国外银行的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它们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年间，把资本由万卢布增加到9万卢布，把准备金由万卢布增加到万卢布，“其中有3/4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压存了一年，然后以%的行情，即几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赚了”约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为万卢布，即将近82.5亿；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国外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国外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55%，英国银行占10%，德国银行占35%。据作者计算，在这万职能资本当中，有万，即40%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工业辛迪加、冶金工业辛迪加、水泥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年哈夫迈耶把15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按美国的说法，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预计到了将来的垄断利润的，正象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蕴藏铁矿的土地一样。果然，这个糖业托拉斯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7倍的资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万美元。在22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倍以上。(*注：参照影视公司与当红小生签订的对赌协议)。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利西斯一本名著的标题，年出了第5版），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4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绝对的垄断权”。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额的90%；10%被银行和其它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利西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全部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万法郎资本的50个人，能够支配4家银行的20亿法郎。”我们谈过的“参与”制度，也造成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张债券。发行的行情是%，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50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拟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万至1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赢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在发行外国债券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象发行业务那么高的利润。”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在-年的10年间，仅靠发行德国工业证券‘赚到’的钱就有10亿以上。”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德的联合矿业股份公司，是在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12%的股息时，股行情就涨到%。金融资本捞到了油水，稍稍地赚了那么2万马克。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同意“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联合公司的帐簿上消失了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5%了”，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却总是“赚钱”。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作“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的帮助，弄到了1亿马克的巨款，而这家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进行了活动，结果银行“总共”损失了1万马克就脱身了），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

欧洲的教授和善良的资产者一向装腔作势地对之表示痛心疾首的“美国风气”，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这三个运输企业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当公共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它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最终能使公众从中得到些好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因为站在这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合伙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影射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或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谈到了“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贝伦街〈柏林街名，德意志银行的所在地〉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们的廉洁情况究竟怎样呢？”《银行》杂志出版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年写了《曲意逢迎的经济影响》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应负的责任还要大”（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埃施韦格，在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弗尔克尔的事情。弗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不久以后他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铁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非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变成非自由民的民族”。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维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8-10亿卢布的津贴。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学著作分别引用过。现将4个10年中的总计分列如下：

在19世纪70年代，全世界证券发行总额增加了，特别是由于普法战争以及德国战后滥设投机公司时期发行债券而增加了。大体说来，在19世纪最后3个10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才大为增加，10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见，20世纪初，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据奈马尔克计算，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额大约是8亿法郎。他大致地减去了重复的数字，使这个数额缩小到亿至0亿法郎。4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各有约0亿至亿法郎的有价证券。在这4个国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这4个国家一共有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它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4个国家、这4个国际银行家、这4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附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

4.资本输出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起先，英国早于别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力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当时有许多国家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临近20世纪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注：资本主义进行过改良)。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注：英法德)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它在美洲也有广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在亚洲等地就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关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讲到。法国的情况不同。它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不下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即公债，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德国又是另一种情况，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国外投资在欧美两洲之间分布得最平均。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例如柏林的《银行》杂志在年10月写道：“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近来正在上演一出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相媲美的喜剧。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现在货币市场上的情况并不怎么美妙，政治前景也未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个货币市场敢于拒绝贷款，唯恐邻居抢先同意贷款而换得某种报酬。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接受大炮定货。”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法国在最近20年中(-年）常常采用这种手段。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大的企业之间订立的契约，按照施尔德尔“婉转的”说法，往往“接近于收买”。德国的克虏伯、法国的施奈德、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就是同大银行和政府关系密切、在缔结债约时不容易“撇开”的公司的典型。法国贷款给俄国的时候，在年9月16日缔结的贸易条约上“压了”一下俄国，使俄国直到年为止作出相当的让步；在年8月19日同日本缔结贸易条约时，也是如此。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的关税战争从年开始，一直继续到年，中间只有7个月的休战，这次关税战争部分是由奥地利和法国在供应塞尔维亚军用物资方面的竞争引起的。年1月，保尔·德沙内尔在议会里说，法国公司在-年间供给塞尔维亚的军用物资，价值达万法郎。奥匈帝国驻圣保罗（巴西）领事在报告中说：“巴西修筑铁路，大部分用的是法、比、英、德的资本；这些国家在办理有关修筑铁路的金融业务时已规定由它们供应铁路建筑材料。”

这样，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德国帝国主义者看到“老的”殖民国家在这方面特别“成功”，真是羡慕之至。在年，英国有50家殖民地银行和个分行(年有72家银行和个分行），法国有20家殖民地银行和个分行，荷兰有16家殖民地银行和68个分行，而德国“总共只有”13家殖民地银行和70个分行。美国资本家则羡慕英德两国的资本家，他们在年诉苦说：“在南美，5家德国银行有40个分行，5家英国银行有70个分行……　最近25年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投资约40亿美元，从而支配了这3个国家全部贸易的46%。”

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了，那是就瓜分一词的转义而言的。但是，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的瓜分。

5.资本家瓜分世界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多的阶段。我们来看看这种超级垄断是怎样生长起来的。

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技术成就，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在德国，年的危机对这个部门集中程度的提高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已经同工业相当紧密地长合在一起的银行，在这个危机时期极大地加速和加深了较小企业的毁灭和它们被大企业吞并的过程。耶德尔斯写道：“银行停止援助的正是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企业，这样就使那些同银行联系不够密切的公司，起初虽有蓬勃的发展，后来却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结果，在年以后，集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年以前，电力工业中有七八个“集团”，每个集团都由几个公司组成（总共有8个公司），这些集团背后各有2至11家银行。到-年时，所有这些集团已合并成两个甚至一个集团了。这个过程如下：

这样生长起来的著名的电气总公司(A.E.G.)统治着-个公司（通过“参与”制度），总共支配着约15亿马克的资本。单是它在国外的直接代表机构就有34个，其中有12个是股份公司，分设在10多个国家中。早在年，德国电力工业在国外的投资就有万马克，其中有6万投在俄国。不言而喻，这个电气总公司是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单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16个，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从电缆和绝缘体，直到汽车和飞行器为止。但是，欧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国集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情况如下：

于是形成了两个电力“大国”。海尼希在他的《电力托拉斯之路》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力公司。”关于这两个“托拉斯”的周转额和企业规模，下列数字可以使我们得到某种（远非完整的）概念：

年，美德两国的托拉斯订立了瓜分世界的协议。竞争消除了。通用电气公司“获得了”美国和加拿大，电气总公司“分得了”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还就女儿公司渗入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即尚未正式被瓜分的国家问题，订立了单独的（当然是秘密的）协议。此外还规要互相交换发明和试验结果。这种实际上是统一的世界性托拉斯，支配着几十亿资本，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代办处以及种种联系等等，要同这种托拉斯竞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的事实，当然并不排除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崩溃等等而发生变化的话。

煤油工业提供了企图实行这种重新瓜分，为重新瓜分而斗争的一个大有教益的例子。耶德尔斯在年写道：“世界的煤油市场直到现在还被两大金融集团分占着：一个是洛克菲勒的美国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一个是俄国巴库油田的老板路特希尔德和诺贝尔。这两个集团彼此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几年以来，它们的垄断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敌人的威胁”：(1)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2)巴库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竞争；(3)奥地利的石油资源；(4)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5)海外的石油资源，特别是荷兰殖民地的石油资源（极富足的塞缪尔公司和壳牌公司，它们同英国资本也有联系）。后面三个地区的企业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银行为首的那些德国大银行有联系的。这些银行为了拥有“自己的”据点而有计划地独自发展煤油工业，例如在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煤油工业中，年有外国资本万法郎，其中德国资本占万。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在经济著作中就叫作“瓜分世界”的斗争。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女儿公司，收买荷属印度的石油资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英荷壳牌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银行和其它柏林银行力求把罗马尼亚“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罗马尼亚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拥有大得多的资本，又拥有运输煤油和供应煤油给消费者的出色的组织。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德意志银行完全失败，它果然在年完全失败了，这时德意志银行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放弃自己的“煤油利益”，损失数百万；或者是屈服。结果德意志银行选择了后者，同煤油托拉斯订立了一项对自己很不利的合同。按照这项合同，德意志银行保证“不做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德国通过国家煤油垄断法，这项合同即告失效。于是一出“煤油喜剧”开演了。德国金融大王之一、德意志银行的经理冯·格温纳，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施陶斯发动了一场主张煤油垄断的宣传。这家最大的柏林银行的整个庞大机构、一切广泛的“联系”都开动起来了，报刊上一片声嘶力竭的反对美国托拉斯“压迫”的“爱国主义”叫喊声。年3月15日，帝国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请政府制定煤油垄断法案的决议。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受众人欢迎的”主张。于是，德意志银行旨在欺骗它的美国对手并用国家垄断来振兴自己业务的这场赌博，好象是已经赢了。德国煤油大王已经做着一种获得不亚于俄国糖厂主的大量利润的美梦……但是，第一，德国各大银行在分赃上彼此发生了争吵，贴现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银行的自私自利；第二，政府害怕同洛克菲勒斗争，因为德国是否能不通过洛克菲勒而获得煤油，还很成问题（罗马尼亚的生产率不高）；第三，年，正赶上德国要拨款10亿来准备战争。垄断法案搁下来了。斗争的结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暂时获得了胜利。

柏林的《银行》杂志关于这点写道，德国只有实行电力垄断，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争。这个杂志又说：但是，“电力垄断只有在生产者需要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在下一次电力工业大崩溃逼近、各私营电力工业康采恩现在在各处修建的已经从市政府和国家等等方面获得了某些垄断权的那些成本高的大电站不能获利的时候，才会实现。到那时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也不能靠国家出钱来办，还是要交给‘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去经营，因为私营工业已经订立了许多契约……争得了巨额的补偿……以前钾碱的垄断是如此，现在煤油的垄断是如此，将来电力的垄断也是如此。我们那些被美妙的原则迷住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总该明白：德国的垄断组织从来没有抱定过这样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结果，即为消费者带来好处或者哪怕是交给国家一部分企业利润，它们仅仅是为了用国家的钱来振兴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罢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

在商轮航运业中，集中的巨大发展也引起了对世界的瓜分。德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公司，即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和北德劳埃德公司，它们各有资本2亿马克（股票和债券），各有价值-0万马克的轮船。另一方面，美国在年1月1日成立了所谓摩根托拉斯，即国际商轮公司，由美英两国的9个轮船公司合并而成，拥有资本10万美元(40万马克）。就在年，两家德国大公司和这个美英托拉斯签订了一项为瓜分利润而瓜分世界的合同。德国的公司在英美之间的航线上退出了竞争。合同明确地规定了哪些港口“归”谁“使用”，并且设立了一个共同的监察委员会等等。合同期定为20年，同时规定了一个附带条款：一旦发生战争，该合同即告废止。

国际钢轨卡特尔形成的历史，也是大有教益的。早在年工业极为衰落的时候，英国、比利时、德国三国的钢轨制造厂就作过组织这种卡特尔的第一次尝试。它们议定不在缔约各国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国外市场则按下列比例瓜分：英国占66%，德国占27%，比利时占7%。印度完全归英国。对于一个没有参加缔结协议的英国公司，它们就合力进攻，其耗费由出售总额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但是到了年，有两个英国公司退出了同盟，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几次工业高涨时期，始终没有达成过协议。年初，德国成立了钢铁辛迪加。年11月，国际钢轨卡特尔又按下列比例恢复起来了：英国占53.5%；德国占28.83%；比利时占17.67%。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二年中所占份额分别为4.8%、5.8%、6.4%，这是在%以外，即以.8%等等为基数的。年，又有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钢铁公司）加入，其后奥地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福格尔施泰因在年写道：“现在，地面已经分完了，于是那些大用户，首先是国营铁路——既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没有照顾它们的利益——，就可以象诗人一样生活在丘必特的天宫里了。”

还要提一提年成立的国际锌业辛迪加，它把生产量在德、比、法、西、英五国的工厂集团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还有国际火药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话来说，它是“德国所有炸药厂的最新式的紧密同盟，后来这些炸药厂与法美两国用同样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代那买特炸药工厂一起，可以说是共同瓜分了整个世界”。据利夫曼统计，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在年共有将近40个，到年就已经接近个了。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现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是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只有它(*注：斗争的本质)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只要阶级存在，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瓜分世界），而强调这个斗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这是符合比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6.大国瓜分世界

地理学家亚·苏潘在他的一本论述“欧洲殖民地的扩展”的书中，对19世纪末的这种扩展情况，作了如下简短的总结：

苏潘得出结论说：“可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瓜分非洲和波利尼西亚。”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无主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应当扩大苏潘的结论，应当说，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可见，我们是处在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因此，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这里，首先就产生了两个事实问题：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是不是恰好在金融资本时代出现的，在这方面，现在世界瓜分的情况究竟怎样。美国作家莫里斯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殖民史的著作中，对英、法、德三国在19世纪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面积的材料作了归纳。现在把他所得出的结果简单列表如下：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年这个时期，而且在19世纪最后20年还在大量地夺取。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20年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霍布森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把-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扩大领土）的时期。据他计算，在这个时期，英国夺得了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万人口，法国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万人口，德国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万人口，比利时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万人口，葡萄牙8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万人口。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已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年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居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麦·贝尔在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指出，在年的时候，象迪斯累里这样一个一般说来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治家，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到19世纪末，成为英国风云人物的，已经是公开鼓吹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塞西尔·罗得斯和约瑟夫·张伯伦了！(*注：帝国主义的自我强化，类似于吐蕃王朝毁灭自己的财政来源、即李唐；日本军国主义的下克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当时就清楚地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张伯伦鼓吹帝国主义是“正确、明智和经济的政策”，他特别举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遇到的来自德国、美国、比利时的竞争。资本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创办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随声附和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据塞西尔·罗得斯的密友新闻记者斯特德说，年罗得斯曾经同他谈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的主张，罗得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塞西尔·罗得斯在年就是这样讲的。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只是比较粗俗，比较肆无忌惮，而实质上和马斯洛夫、休特古姆、波特列索夫、大卫诸先生以及那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等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塞西尔·罗得斯是个比较诚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为了对世界领土的瓜分情况和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变化作一个尽可能确切的描述，我们要利用苏潘在上述那部关于世界各大国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中提供的综合材料。苏潘选的是年和年，我们则选用年（这一年选得很恰当，因为正是到这个时候，垄断前阶段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说来可以算是完成了）和年（用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上的比较新的数字来代替苏潘的数字）。苏潘只列出了殖民地；我们认为，把关于非殖民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简略数字补充进去，对描绘瓜分世界的全貌是有益的。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结果如下：

我们从这里清楚看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被瓜分“完毕”的情况。年以后，殖民地有极大的扩张：6个最大的大国的殖民地增加了一半以上，由万平方公里增加到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1万）多一半。有3个大国在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大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年，这4个大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万平方公里，即大致比欧洲面积还大一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1亿。殖民地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比德日两国殖民地的总和多两倍。不过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除纯粹的经济条件而外，地理和其它条件也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即各国经济条件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6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来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的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

除大国的殖民地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可以说是可能发生而且极可能发生的对殖民地的“重新瓜分”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成分赃的协议。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它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施尔德尔写道：“可以作出一个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怪诞不经的论断，就是说，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在较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远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木材（它变得日益昂贵）、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年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的棉纺业工厂主同盟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年，欧洲麻纺业厂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个同盟。”

当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中尤其是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总是企图贬低这种事实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样说就成了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因为这样说就是忘记了最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垄断。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得改善民众的处境，提高工资，减少利润。可是，除了在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里，哪里会有能够关心民众的处境而不关心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英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发展棉花生产(年埃及的万公顷耕地中，就有60万公顷，即1/4以上用来种植棉花），俄国资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较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较容易地垄断原料产地，成立一个实行“联合”生产、包揽棉花种植和加工的各个阶段的、更经济更盈利的纺织业托拉斯。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在推动人们去夺取殖民地，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应的“联系”等等。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象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塞西尔·罗得斯的思想，他写道，现代殖民政策除经济原因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间阶级，因此在一切老的文明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定的急躁、愤怒和憎恨的情绪；应当为脱离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给它在国外找到出路，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典型。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英国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

葡萄牙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年）起，这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地位，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岛屿、电缆等等的便利。某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

为了结束关于瓜分世界问题的讨论，我们还要指出下面一点。不但美西战争以后的美国著作和英布战争以后的英国著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但最“忌妒地”注视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德国著作经常在估计这个事实，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著作中，就资产阶级可以达到的程度来说，问题也提得相当明确而广泛。让我们来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的一段话，他在《19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论述“大国与瓜分世界”的一章里写道：“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国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一切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对世界的大规模开拓，而这将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帝国主义’成了19世纪末最突出的特点。”作者又补充说：“在这种瓜分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大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非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实力和占有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