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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些赋予了新时代金融发展的使命担当。

?适度、规范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轻不平等，但金融压抑和过度金融化都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就中国而言，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以及金融化）并存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二者也成为当前分配不均的驱动因素。

?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需要着力于以下五点：一是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避免过犹不及；二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住有所居；三是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四是发展普惠金融，使低收入群体也能分享增长红利；五是重视金融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推进金融科技向善。

——张晓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下文节选自《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一个研究框架》，参考文献略，文章原载于《经济学动态》年第12期，全文详见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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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

一个研究框架

文

张晓晶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对金融的诟病不一而足。“占领华尔街运动”把金融业的膨胀视作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用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资本又回来了”；近些年来金融科技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创新财富积累模式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化效应。国内关于经济脱实向虚、金融异化与乱象、资本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等的批评更是层出不穷。

金融当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强调金融革命如何助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金融之落后如何导致了所谓“中西大分流”以及后发赶超中的金融推动作用的学者不乏其人，他们说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金融”。

金融的功过可谓见仁见智。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带有灰暗色调的金融叙事更多地指向分配不均问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增长），却有着特别的启示——

如果希望金融向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减少而不是加剧不平等，促进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就需要把握金融特性，明确金融定位，推进金融改革，重塑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的过程。财富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叠加中国金融发展“压抑”与“赶超”的并存，立体呈现出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

（一）收入与财富“前所未有”的增长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金融参与创造了“两大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金融稳定，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两大奇迹”使得国民收入与财富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

?国民收入方面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亿元，年达到83.2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年，国内生产总值更是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与此同时，人均GDP由年的元，增长到年的7.2万元，超过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见图1）。

图1中国人均GDP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2中国人均居民财富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Wind数据库。

?国民财富方面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的最新估算，截至年，中国的全社会净财富达到.5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为48.2万元。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6万亿元，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

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居民财富的变化最为引人瞩目。图2显示，年，中国居民人均财富不足元，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人均财富跨过了0元，年突破1万元大关，年突破了10万元，年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

从人均居民财富的增长来看，—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8%，—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5.7%，—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3%。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居民财富增速为最快。

年以来随着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人均居民财富增速有所放缓。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财富的增长堪称历史上“前所未有”。

（二）收入与财富的分化

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快速增长，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彰显出包容性发展与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过，总体上，中国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收入分配方面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年达到峰值0.；—年处于回落中，表明收入差距有所收敛；但近年来基尼系数又有所回升，年为0.，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财富分配方面

从国际比较看，财富分配基尼系数高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常态。

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年的0.持续上升至年的0.，随后有所缓和，降至年的0.，但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

罗楚亮和陈国强（）基于住户调查数据（CHIP年、CEPS年和CFPS年数据），计算出居民财产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和0.。他们进一步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的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甚至达到0.8左右。

Wanetal（）通过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发现：在中国居民财富差距扩大的驱动因素中，房产差距是最大的解释因子，能够解释财富不平等的七成左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房产差距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解释力还在增大。就全国来说，年住房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贡献为71.86%，年上升到75.49%；城镇地区这一比例从年的74%上升到年的76.57%，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从58.48%上升至64.09%。

此外，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inequalitydatabase）提供的关于中国等五大经济体顶端10%人群财富分布数据，年，中国这一富裕人群的财富尚不足各类人群合计的50%，低于同期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但在此之后，中国的财富分配从一个相对较为平等的水平快速上升，并已经明显超过英国、法国等较为侧重社会公平与福利的欧洲国家，接近俄罗斯、美国的水平。中国顶端10%人群财富拥有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由年到不到0.上升到年的0.；年之后趋于基本稳定。

（三）金融与不平等：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的双重影响

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中，后者的核心在于经济赶超。实现赶超要完成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正是在“双重任务”的框架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与政策安排，导致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的并存。

“金融压抑”主要是指政府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流动等有着不同形式的干预。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压抑是一种扭曲，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会扭曲风险定价，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不过，如果将金融压抑置于中国经济赶超的大背景下，就会获得新的认识。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工业化资金需求十分旺盛的早期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在有效动员资源、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称得上是一种“良性扭曲”（张晓晶等，）。

但随着中国逐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逐步取消金融压抑、纠正金融扭曲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金融赶超”是指金融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金融科技的“弯道超车”。之所以被界定为赶超，是强调金融相关指标可能超过了与中国的发展阶段（例如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相适应或相匹配的水平。

一般而言，金融压抑会制约金融赶超；但在中国，金融压抑却成了金融赶超的“催化剂”。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金融压抑导致金融发展的单一化、政府主导，形成正规体系与非正规体系的“二元”；而金融创新特别是借助金融科技带来的创新，能够打破这样的二元格局，促进非正规体系（如影子银行）发展，同时推进新金融业态（如大科技公司进入金融业）发展。

金融赶超可以看作是对于金融压抑以及各类金融规制的突破，这一赶超借助了两股力量：一个是金融科技的发展，另一个是监管的包容。这是观察中国金融发展的新视角。

?金融压抑及其分配效应

从发展型政府角度看，金融压抑是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需要，因此，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