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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意识形态化历程与

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物；意识形态化；文化遗产；价值

人超越于动物之处在于其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适应和进化能力，即通过完善自己的生理基因遗传和知识文化积累，来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文化是人的创造。文化适应与人类进化的加入，大大提升了人适应与演化的能力、速度，包括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和自主性，因此，人猿揖别之后仅仅数百万年，人就已赫然位居生物金字塔顶端。

人类与近祖猿类在生物分类上分手，始于为环境变迁所迫的直立行走之尝试，时间大约在距今至万年左右。直立行走开启了人的“手脑”结合为主的进化模式，也使得制作和使用工具成为可能。因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不少经典人物都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能够制作工具从事劳动。工具一方面延伸了人体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与其他的物，包括食物及周边与人类竞争的食肉动物等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制作和使用工具只是直立行走、手脑结合等生理演化模式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之一。当然，工具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产物，为考古学研究早期人类的适应性行为提供了物质性证据。目前，旧石器时代考古即以距今余万年的最初石器遗存为起点。

无论是直立行走还是制作工具，均首先发源于东非大裂谷一带，尤其是其中部热带地区。灵长类本是热带森林性动物，新构造运动中东非大裂谷的出现和发育，不仅分隔了当时诸多人类始祖猿类的栖息生境，而且造成不同区位的陷落和隆升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变化，使得东非地区的热带森林开始向疏林—草原演化，部分猿群不得不被迫学习适应新环境，艰难地尝试从树栖到在地面上以半直立行走的方式从事采食以求生存。

直立行走具有巨大的生理与行为意义，最直接的一点是前肢的逐步解放为手的形成和制作、携带、使用工具等提供了生理基础与前提条件。自然界当然也有其他动物会使用一些特定的工具，比如，人类近亲黑猩猩会用树枝调取白蚁为食，但它们即用即弃。加工制作改进和保存自用的工具非人类的独门绝技。因此，推测逐步适应疏林—草原环境的早期人类除了迫不得已地改变和扩展食谱，当然也应该会像黑猩猩那样，逐步探索利用自然之物辅助自己的采食、防御等行为，甚至包括很早就可能制作竹、木等石器以外工具，但是考古发现：仅能观察到距今余万年才出现的石器类工具遗存。这是考古学的局限性，却为我们认识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和观察窗口。

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具有明显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器是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西岸的洛迈奎（Lomekwi），距今大约万年①。自距今万年左右起，一种相对稳定的石器打制技术已经集中分布于东非大裂谷近于赤道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区，其主要方法就是以原料石块进行简单的碰撞或相互砸击，从而形成碎裂的、具有可用边缘的石片的砍砸器。这种稳定的石器加工技术因为首先被发现于奥杜威一带而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奥杜威类型石器”，或称“奥杜威技术（Oldowantechnology）石器工业产品”。尽管这种石器的打制技术非常简单，但是相比黑猩猩等直接拿石块砸击坚果等原料工具及使用行为则多了一个环节，成效也高了一个数量级。

在距今约万年，在非洲东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石器类型——“手斧”，或称“阿舍利尖状器”（因在法国阿舍利首先发现而命名）。这种石器在形状上已有所设计——人类从石核上敲下大石片，再进一步加工成比较规范的长三角形，其两个长边刃部趋薄，可以用于切割砍伐，而其交汇的远端则形成锋利的尖，可以挖和刺；三角之短边则相对厚重，便于用手把握。这种手斧可以称为当时人类比较得心应手的万能工具。尤其是尖和刃部，经过至少两个方向的反复琢打，在更适用的同时，也更规整，甚至呈现出一种对称的美，有的精致作品甚至被考古学家称为“泪滴型尖状器”。艰难的敲打琢制过程最后反复形成同样的合用形态，说明人类头脑中已经有其模型和对其功能的特定期盼。这种剥片技术（Acheuleantechnology）遗留的石核也往往被加工成较大的盘状器、砍砸器等石器。阿舍利类型的石器后来也扩散到欧亚大陆广阔的区域。当然，同时期，早期那种奥杜威类型的砍砸器器形不仅仍然存在，也更趋精致。正是因为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②。比如，年在中亚格鲁吉亚德马尼西遗址，以及更早在印尼的爪哇、中国的泥河湾、西侯度、元谋等地都发现有年代接近万年的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与石器遗存，显然都是早期人类从非洲扩张的结果。

在距今约50万年左右，又一种称为莫斯特类型的石器制作技术出现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对石材更加讲究，并有了更强的预设性，包括预先制备石核、加工所需石器的关键面、打击面等工艺流程，将一些体型不大的石器通过间接打击或剥片，将预制的雏形从制备的石核上剥离下来，然后再进一步加工修饰成为实际需要的器形。这种石器制作技术也因为首先确定于法国的勒瓦娄哇而被称为“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technology）。这种技术不仅节约了石材，对器形的控制也更为精准。如此一来，较少的优质石料就可以制作出更多更能满足多样化用途的石器工具。

在距今约5万年左右，石器制作和加工的技术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一种“细石叶技术”，可以从优质石料上通过对台面的预先加工，剥下符合各种特定用途的状如柳叶等的细长石片，从而做出符合各种功能需求的细小石器，并可将它们结合骨槽、木柄组合成刀、锯、斧之类的复合工具。这类石叶和石器工具选材更加精良，刃部更加锋利，携带方便、效率高，组合随意却功能多样，大大提升了人的移动性和应对周边环境的能力。一些具体的微痕分析和模拟研究发现，其中一些石片是剥制兽皮的理想工具，揭示人类在狩猎和动物资源利用方面效能的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还有了石器的磨光和钻孔技术，以及木器、骨器、贝类等其他材质的工具，包括上述的组装起来的复合工具，可以精准地作用于各种对象之上，比如可用以缝制皮衣的细小的穿孔骨针，帮助人类适应了极度严寒的冰期气候。

考古学家将上述余万年以石器为核心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及其产品归纳为5个阶段性的发展模式：模式Ⅰ：奥杜威技术（Oldowantechnology）、模式Ⅱ：阿舍利技术（Acheuleantechnology）、模式Ⅲ：以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technology）为代表、模式Ⅳ：石叶技术（bladetechnology）和模式Ⅴ：细石器技术（microlithictechnology）③，它们既有连续性，也不断创新突破，尽管极其缓慢，背后却体现了工具类型的日益进步和丰富复杂，以及人改造和利用物的行为效率不断提升。人与物包括整个生存环境的关系逐步复杂化，知识与技术同时带动着人自身的进化，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组织更趋复杂化。有专家甚至推测，前三种技术模式分别对应着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等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而与模式IV—V最后这两个阶段相伴随，骨器等其他材料工具的不断被发现，尤其是各地的考古遗存中开始出现刻画符号以及装饰品、所谓艺术品或者宗教用品等非实用性人造物，表示人类在智力和沟通交往方面的极大飞跃。一些考古学家将其解释为真正的现代人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紧接着，在距今两万年左右，东亚某些地区的人类又率先发明了陶器④。陶器是真正的人工创造物，经过将土、水塑形与火烧，形成自己需要的、具有坚固器形，尤其是集聚各种形式与功能的容器。这一融合诸物出新物的物人关系模式，为后来的冶金和集成创新文化演进铺平了道路。大致同时，人类通过发现并利用植物种子与土壤、阳光、水分、时间等的内在联系，培育服从于自己之需的食物，并驯化动物为己所用，形成农牧业，为人口剧增、社会复杂化和文明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如上所述，具有象征意义的人工物品的出现已被学界认为是现代人诞生的重要标记之一。这种物品的类型与功能极其多样，甚至往往匪夷所思，但是都为人类头脑所用，以强化人类意识为目的，可以以意识形态物品一以概之。直接的意识形态物品制作和使用大致上走过了这么一条道路：

首先是一些超越取食取暖范围、人类生存生理需求或者提升手足技能的个人人工用品或物品的出现，如刻画品、装饰品等。较早的如南非的布隆伯斯洞穴，不仅发现了多件创作性表达的人工制品，还发现有距今大约10万年由赭石和融化的骨髓脂肪制成复杂的混合颜料和相关工具，其中一件精美的石块上刻画着红色的交叉网格线条和十字纹样，距今大约7.5万年。这个洞穴的位置也非常特殊，位于非洲最南端，说明现代人形成之后，很快就向南扩张到印度洋和大西洋交汇的海边⑤。北非的摩洛哥多处地点发现有距今8万年左右的贝壳穿孔饰品⑥。欧亚大陆不仅在东西两端多处发现距今2至4万年的陶石塑像和壁画等⑦，近年在中亚俄罗斯南部丹尼索瓦洞穴还发现有距今4万年左右的绿泥石手镯⑧。这些物品的本意当然有让人看、理解甚至欣赏的可能性和意图，但一些符号的意义在今人看来已相当隐晦，如发现数量最多的骨刻符号，考古学家经过系统比较和分析仍然不明就里，因此一些考古学家推测有些符号可能最初纯粹就是刻画者个人的记事符号甚至是暗号，只对刻画者自己有用，属于非常个人化的记忆标记及其存贮物。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类物品都能起到延伸人的记忆，同时增强其与其他物品或人类互动的客观作用。而那些所谓的艺术或者宗教用品，则毫无疑问在表现制作者意图的同时，也具有明确的相互沟通的媒介意义。无论这沟通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或其他想象的对象之间。

总之，这类新的人造物品一出现，即为了帮助人延伸自己的记忆，表达人的意图和观念，开始发挥超个体的社会文化媒介作用。人的意图由此从禁锢自己的生物躯体中突破出来了，相互交流互动，并开启具有自身逻辑的进化历程。无论是欣赏、理解、交流或者供奉它们，还是占有它们，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物人以及人人——包括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类型，也逐渐形成一些新的相关社会习俗与规范。有了这些物的支撑与辅助，人的能力、思想观念及人的社会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考古发现较早较多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物品还包括随葬品。最早可以确定的人类墓葬被发现在肯尼亚东部海岸一处7.8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中期的庞加雅赛迪（PangayaSaidi）洞穴中，一名大约3岁儿童死后不久被挖坑掩埋并留下相对完整的遗骸⑨。因为墓葬是有意埋葬，其随葬品保存下来的概率也往往比其他物品大一些。最初常常就是一些自然物，比如花朵、石块，或者实用品，包括死者自己的随身物品，如装饰品等⑩，也渐渐出现特殊的物品，如别人献给死者、后代献给祖宗的物品，然后开始有特意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甚至是作为日常生活象征的粗制滥造的明器，以及丧衣和棺椁，等等，被按照特定的程式和死者一起埋葬。当然，最后几乎各个古代文明社会中，都发展出丰富、超出想象的象征财富与符合死者等级地位的、成系列的、标准的随葬器物以及相关的丧葬习俗。随葬品背后的意义是很复杂的。作为随着死者安放进墓穴或茔地的物品，其包含的意义有生者对死者的表达，有向神或者死后世界的沟通，既说明死者的身份和地位，也有生者向生者传达的富贵权利关系及其合法性意图，等等。而形成这些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的表达方式的背后，可能对应着极其复杂的文化习俗、宗教观、世界观等。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以实用品做随葬品，死者在墓中也不可能使用它。总之，随葬品都是生者在以一种象征性方式使用它，突出前述的某种功能或表达特别的观念。

祭品是活人献给死人或者抽象对象的物品。献给死人的祭品和随葬品的意义不完全相同。随葬品虽然是活人布置和安排的，却是基于死者的立场，考虑死者之所需。祭品则是活人面对死者的更直接的自我表达。祭品献给其他抽象对象比如神灵时，直接就是通过进献表达进献者的意图、祈求，以求获得保佑、理解或支持，等等。给死者献祭可以在墓葬和墓地进行，也可以在专门的建筑中，如祠堂中进行。考古学家推测，新近在新月沃地土耳其哥贝克力发现的距今1.2万年的石构神殿遗迹，应该可能是方圆很广范围的人类举行献祭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人类仪式性公共活动空间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源头。因此，祭品就是凝聚着献祭者观念与意图的通神（包括祖先魂灵）物品，甚至被解释为一种抽象的贿赂品。祭品也可能是实用性物品，但进入进献祭祀的程序中时，其主要功能发生了变化，有明显的传达意愿、讨好被祭祀对象的意图，而且献祭往往伴随着发达的集体仪式。拿自然之物献祭的情况也不少。在不平等社会的顶峰阶段，常常有拿活人献祭的野蛮行为。祭品类型及其等级和仪式，既要看被祭祀对象的地位，也要看祭祀者的地位、财富状况，更要看祭祀行为的社会语境，这些都和祭祀者用什么祭品表达自己的意思有关。如果祭品是食品，也有在祭祀之后献祭者自己吃掉祭品的现象，这恰恰证明了祭品的主位视角与象征意义。

不同于葬品、祭品等，礼品属于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的一种互惠交换物品。人类学家发现，互赠或交换礼品原可能曾经是某些社会或者社会发展阶段中非常普遍的一般性物品交换和流通的一个方式，既满足人们之间交往的象征性需求，也满足互通有无的特产类甚至是日常类物品的交流共享?。在货币出现之前长期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而商品出现之前，则主要就是礼品的交换。早期人类曾经普遍存在原始共享主义的物品观念，尤其是采猎社会中的食物，共享是其最主要的分配和消费方式，这和当时的采猎、消费方式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采集和狩猎需要一定的社会协作，而很多食品没有办法保存，获取又极不稳定，最好的办法是获取者和群体中的人共享，下次再有机会共享别人获取的食物。随着丰裕生产与生活的形成，对某些剩余物品则采用礼物交换的方式，成为超越小群体共享的行为和物人关系新类型。在早期文明阶段，上层的奢侈品交流网络可能是公共权力的重要表征，后来也逐步发展到满足某些特殊的日常之需与功利色彩更浓的以物易物，后者距离商品和货币经济只有一步之遥了。马凌诺斯基发现，在太平洋波利尼西亚岛屿人群间有着比较特殊的库拉礼物交流圈?，而且礼物除了其自身的实际功用，也往往包含丰富的观念和灵魂信念，尤其强调回礼的重要性，使得交换行为具有很强的社会交往甚至是信仰方面的功能。推测史前发现很多丰裕墓葬随葬品的来源可能就与礼物之往来有关。中国的历史时期一直有专门用以助葬的赗赠之物存在，而上下级之间的礼品往来，也演变出特殊而系统的朝贡和赏赐制度。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受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