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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笔记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我很早以前就想读的一本书。年初读过一些后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最近才重拾书卷。读罢此书，豁然开朗，因而作此分享。

国家主义的丧钟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笔记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8》

作者：[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年12月

字数：千

起止页数：29-

阅读时间：年7月

一.引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写于年，是以美国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研究为基础写就的，目的在于厘清人类最初的家庭和社会形式，阐明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性质。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样，恩格斯的著作也深受《物种起源》影响，表现出极为强烈的辩证唯物主义色彩。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详尽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证实了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的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证实了几乎所有民族都起源于母系氏族的事实，并以物质生产为主线，串起了人类家庭和社会的变迁。在这部著作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民族、阶级、国家等熟悉概念的最初起源，还能看到这些概念的未来命运。在它面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一切超阶级的政治概念和煽动口号都显得那么低劣无趣，一旦人民认识了国家的真面目，那种把国家神圣化的国家主义谎言就不攻自破了；那些高呼着“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戈培尔式人物，就显得那样滑稽可笑。恩格斯在书中辛辣嘲讽了那些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资产阶级吹鼓手，即使一个半世纪以后这些吹鼓手仍然在重复着他们那荒诞无稽的论调——我的利益，就是全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定义，历史上第一次在这里显得无比清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二.读书笔记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开卷一段话，点出了本书的辩证唯物主义核心观点：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引出了全书的主线：生产。

一、蒙昧时代

1.低级阶段：热带或亚热带的森林，产生语言

2.中级阶段：散布到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以水生生物作为食物，并使用火；澳大利亚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处在这个阶段

3.高级阶段：发明弓箭；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仍处在这个阶段

二、野蛮时代

1.低级阶段：产生制陶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

2.中级阶段：东大陆从驯养家畜开始，西大陆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和石头开始；西大陆所有地方在被殖民征服以前都没有超过这个阶段；驯养牲畜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

3.高级阶段：铁矿石的冶炼、拼音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标志；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城前不久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都属于该阶段；大规模耕种土地产生

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

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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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血缘家庭——排除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

二、普纳路亚家庭——排除兄弟姐妹间的性关系

三、对偶制家庭——成对配偶制

四、专偶制家庭——牢固的婚姻关系，不能任意解除，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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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婚制——蒙昧时代

对偶婚制——野蛮时代

专偶婚制——文明时代

这里是我的简要总结。恩格斯的原文用了许多篇幅来阐述三个时代的发展历程和具体特征，以及不同时代所具有的不同家庭形式和婚姻关系。

“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lady,frowa,Frau=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恩格斯的书中，处处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她们所经历的经济地位变化几乎同步，换句话说，从历史的大维度上来看，妇女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事生产、看似光鲜靓丽的“贵妇人”，只不过是夫权统治下豢养的宠物；而那些野蛮时代的拓荒妇女，才是生产领域中真正的主人，从而也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个进步绝不可能由男子首创，这至少是因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专偶制——自然，这种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恩格斯日常嘲讽男人×1

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婚姻形式也逐渐由群婚向着对偶婚和专偶婚过渡。但这种“专偶婚”对男子来说是不足一晒的，处于父权制荫蔽下的男子，自然把“专偶”的义务全数推给了女子（虽然许多情况下女子也并不受专偶的制约，淫游始终伴随着专偶），并时时刻刻想拥抱古时候祖先那种群婚的便利和“乐趣”。“他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啊”，屡屡曝出的出轨丑闻，正与恩格斯的嘲讽不谋而合。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

又是一个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典型案例。在男性物质生产能力增强之后，子女的继承意愿就成了突破氏族制度的约束、打开父权制的潘多拉魔盒的下一步。在这种经济利益驱动的意愿面前，任何神圣的信条和传统的习俗都不能成为理由，所有妨碍他们的氏族框架都要被打破。

“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私有制是伴随着人类生产的扩大、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而出现的，它击败了人类自然产生的公有制，成了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占据主宰地位的所有制形式。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以往群婚的情景已经不能想象了，就连对偶婚也在私有制的打击下快速解体。只有把妻子也作为私有财产的专偶婚，才能真正符合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这句话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国进民退”的疑问，据此可以迎刃而解——一些人的“致富”，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辩证法如是说。

“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当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不平等的时候，被压迫的妇女往往会将希望寄托在法律的修订与补充上，希望新的、公正的法律能够给予她们慈悲和怜悯，却不会想到经济地位的差异才是她们苦难的根源——在中国，一大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幻想派就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且不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地位，即使拥有“公正”的法律也只不过是修修补补；单是从这种“公正”的法律能否产生、颁行的角度上来看，这样的思路都是空中楼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每一次扩大，都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持续扩大生产，无法为女性的解放创造足够的劳动条件，女性不得不被圈禁在家里，重复着被社会视为“无意义”的家务劳动，而一旦进入社会生产之中，就要面临比男子激烈得多的竞争压力。而法律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试问在这样的现实下，如何诞生保障男女平等的法律？即使有，那也只不过是尊花瓶罢了，正如许多西方国家所做的那样。然而这尊花瓶终究是有作用的，它让妇女们了解到，“法律”上的平等在经济地位的差异面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民主导致低效”“民主导致混乱”“民主产生怠政”“民主滋生无序”，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正是中文互联网上的常见“共识”。在这些威权斯德哥尔摩患者眼中，权利似乎是洪水猛兽，只有把权利交由社会“精英”们支配，交由威权管辖，自己才能在一种压抑到近乎窒息的秩序下生存。他们整日里聆听着被当局刻意加工过的“民主笑话”，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游戏等同于整个民主概念，从而把民主等同于低效和无序，等同于混乱和邪恶，却全然不顾“民主”背后的经济现状和社会现实——就像雅典人把民主制当作他们灭亡的根源一样。他们与当局的传声筒配合，充当“民主”污名化进程的急先锋——这是宣传机器和被宣传对象多么精妙的一次配合！

“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指原始共产制家户经济），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

“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即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这看似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的背景下，这种常识只能存在于上古神话之中。生产者无法支配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产品却反过来支配自己的生产者——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例证。而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却还以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虚伪自信鼓吹着资本主义的所有制，鼓吹着资产阶级法权“保障”下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

“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并且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原始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只能生产出仅够自己维持生存的产品，因而那时尚不存在大规模的交换，仅有偶然的交换存在于零星的食物收集过程之中。而畜牧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驯养动物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效率，畜牧业从传统劳动中分离，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分离，从而引发了经常性的交换。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奴隶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产品。奴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阶级社会，也标志着阶级斗争的开始。“

“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交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多么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妇女只有通过参与社会大生产，从而提高自己在生产和经济中的地位，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毛主席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我要模仿着说，生产劳动里出平等。

“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

“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先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而自己因此就成为居民当中最有用的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随着这个阶级的形成，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有了它呢？商人。他们把货币崇拜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

不事生产，却领导生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不会给人类社会增加物质价值，却声言自己创造了极大“价值”。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这一阶级心存崇敬，拜服在他们所创造的货币崇拜脚下——就像八九十年代投机倒把、官倒走私受到追捧一样。

“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之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可见，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票据，借债，即发行公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国家是什么？国家不是轻柔散漫的田园牧歌，不是厚重深沉的千年历史，不是血浓于水的胞族认同，更不是杂糅整合的民族集体——一句话，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赖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那么，在中国，谁是统治阶级呢？

“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

“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市场＞计划，多么熟悉的论调！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多么熟悉的情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拥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上下买卖人口愈演愈烈，残酷的包身工死灰复燃，对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秘而不宣，转而以对外输出资本、化解过剩生产能力的形式缓和危机，从弱势的资本主义依附国“进化”成帝国主义霸权国——事情正按照恩格斯的预言发生。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

——“是福报”“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年过去了，资产阶级依旧在重复祖先的陈词滥调，依旧在制造有毒的精神垃圾，依旧在用一种可笑的、可鄙的言论，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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