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ckiy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

-职业故事-

有数据统计，高达99.92%的老人来立遗嘱，都会写上一笔，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目的正是为了防儿媳女婿。

”

我静静看着坐在对面的陌生老人。无人能与时间为敌。一个人的脸，藏着时光的终极秘密。

他坐在我——一个90后女孩面前，面对摄像头，大声地念出：“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本人意愿，订立遗嘱如下……”接下来的内容，是他在死神面前，交出的一份清算人生的答卷。

我是一名遗嘱录入员，在这家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订立与保管遗嘱的公益机构里，我也被称为“法务专员”。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但说起“遗嘱”，却讳莫如深。

我所在的机构，只在省会城市及以上设有分支，那里的老人观念会相对开放。

我需要接待老人，为他们提供与遗嘱相关的法律咨询，以及遗嘱录入的一系列程序：录音、录像、公证员公证、手写遗嘱、留存指纹、回答询问……一套流程下来，顺利的话，也就20分钟。而老人们一生的财富和羁绊，也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被浓缩成了三个问题：毕生积蓄有多少？名下房产有几套？打算留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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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貌相

有时候，立完遗嘱，老人们会絮絮叨叨地和我说起立遗嘱的原因。

有人绘声绘色地跟我说，老同学突然心梗离世，为了他留下的那套将要拆迁的市中心老破小，几个子女打得不可开交，大姐向大哥扔去一个滚烫的电热水壶，小妹把大姐的假发当众扯了下来；有人惊恐地说起，邻居丧偶，几年前患上肺癌，他死后没多久，四十多岁的保姆眉飞色舞地住进他的那套房里，只因为她能拿出公证处的一张纸，上面写着，那套房与所有存款赠予保姆，子女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刚刚接受这份工作时，我总是为我看破的真相感到吃惊：一个胸前挂着老人月票IC卡的老先生，光是念完他名下的房子，就花了5分钟；一个留着短发、穿着中性的阿姨，把遗产留给了一位同性，录完遗嘱，她悄声流泪，等她出门，我看到另一个阿姨轻轻亲吻了她的面颊；一个原本眼神呆滞、说话结巴的大爷，突然之间，目光炯炯有神，口齿伶俐地立下遗嘱：“那套房子，还是归前妻所有。”门外，意图鸠占鹊巢的保姆正假意与人谈笑风生，不时向我们张望。

孤身而来的老人，往往坚定而决绝；一大帮人一起来的，很可能以闹剧收场。我亲眼见过一个老人，原本被一大家子亲戚前呼后拥，当听说他精神评估很可能通不过，不符合立遗嘱的条件时，亲戚们瞬间作鸟兽散。

老人们的遗产大多留给下一代，而我听分支机构的同事说，在以怕老婆闻名的四川一带，老年男性的遗产，会首先选择赠予自己的配偶。但分配的秘密，往往要等到他们死后才能揭晓。一个老人颇为得意地说，几个子女都不知道他会把遗产留给谁，因此都可劲儿对他好。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我的工作程序日渐机械而纯熟，我再也不关心陌生老人的秘密了。直到我遇到68岁的王强。

“垃圾，大坏蛋，死畜生”恶毒的词语如同锐利的子弹，从他的口中高频次地发射出来。这些词汇不约而同地指向他的大儿子，一个人竟然可以对另一个人——他的亲生儿子，抱有如此切肤的恨。

“我王强去世以后，我的以下遗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由次子继承，房产位于B市F区号……如果前述继承人或受赠人先我去世或者他放弃、丧失继承权，则本应由其继承的这份财产由我另作规定。但这些财产绝对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我宣布我的长子丧失了对我遗产的继承权。王小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在这份正式声明后，他对着摄像机，一字一顿地吐出，四个字——他太坏了。

我一愣，忍不住竖起耳朵，接着，我就听到一连串的脏话。我只得暂时关掉摄像头，提醒他：“大爷，咱们现在在录像呢，以后万一有遗嘱纠纷，您这可是庭上的证据，要当众出示的。”

“是吗？”王强一听更来劲儿了，“姑娘，你把摄像头再打开，我就是要那个王八羔子听到！”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老头儿，心急起来连自己都骂。我好言相劝了几分钟，好不容易才平息他的怒火。

“上述人员继承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遗嘱是我目前的唯一遗嘱，我从来没有订立过其他遗嘱。”声明完毕，王强向我递上身份证和手写遗嘱，登记了姓名、曾用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我扫描了他的身份证。接着，他伸出右手食指，摁在指纹扫描仪上，留下指纹。这个不可磨灭的密码，将在3份文件上封存。

看着摄像头，他大声回答我的询问。

“我叫王强，手机号码是……现在的居住地址就是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继承人是我的小儿子，我去世以后，我的财产全由他继承。”这一步，是为了证明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头脑清醒，遗嘱是个人意志的体现。

这套流程走完，王强长出一口气。“咱们老百姓，真呀么真高兴。”我送王强出门，他忍不住唱起小曲。他握住我的手，“姑娘，太谢谢你们喽，我今天心里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我可算又多了一个和那个死儿子斗的武器。”

“那还有啥？”我的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

“嘿，我有个大杀器，不过在这里可没法给你看，”他很得意。“姑娘，有空去我们家里坐坐，就我和我老伴，没外人儿，”他骑上电动车，我犹豫了一下——去做家访并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但王强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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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探访

那个周末，我下了地铁，来到这个位于三环外的城中村。从一块写着“某某地欢迎你”的路牌进去，一路穿过密密麻麻的成都小吃、东北饺子馆、2元店和几家山寨的运动服饰店，高分贝的音乐震耳欲聋。穿过主街，我跟着手机导航，再往南进入一条垃圾遍地的无名胡同，看到一户门口，有辆电动车停在那儿。我拨打王强的电话，铁门内，他探出头来：“姑娘，这儿呢！”我赶紧上前，差点踩到地上一摊还冒着热气的腥臊狗尿。

王强的妻子孙兰迎了上来。她留着短发，虽然衣饰朴素，但干干净净。王强介绍说，“这是孙老师。”

我落座。茶几上，是一把已经发黑、往外溢水的香蕉，和贴上临保商品标签、10元三包的雪饼，还有一台收音机。王强说，这收音机，是他在门口的2元店买的，“我就是从这里面，听到你们组织成立的消息，当时，我激动得半宿没睡着。”王强把天线扯出来，挺得意。

他点上一根烟，我瞥了下，这烟叫“红梅”，大概三元一包。烟雾袅袅中，王强捋了一把锃亮的头皮，上面密布银白的发茬子，开始讲述他和那个“死儿子”的恩怨。

王强是本地人，没读过什么书，原本在一间百货商场当仓库登记员。年过而立，有人给他介绍了在一间出版社当编辑的孙兰。孙兰出身农村，但是个文化人。婚后，他们陆续有了两个儿子。他俩工作很忙，而孙兰在乡下的二姐膝下无子，愿意帮他们照看孩子，于是，夫妇俩以“半过继”的方式，把大儿子王小龙寄养在二姨家。

那时王强和妻子薪水微薄。但每月，夫妇俩还是会坚持拿出其中一个人的工资，交给孩子的二姨家，想让小龙生活得好一点。王强的工作是三班倒，但一忙完，他和妻子就抱着城里买的小人书、零食，去乡下看大儿子。他俩感觉，虽然生活疏离，但小龙和他们还是亲的。

小龙上初中后，才被他们接回城里一起生活。他没考上大学，王强厚着脸皮求领导，到处托关系，给小龙找到一份在银行上班的好工作，工作地点位于本市最繁华的商圈，出入的都是名流。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二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不过王强对这所外地的二本院校有点“瞧不上”。

生活看似安顿下来，王强却总问自己，真的幸福了吗？他没什么大的志向，所求也不过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可他似乎又有预感：“就像......盖大厦一样，看着方方正正，如果地基不稳，就想着，会不会哪一天忽然倒塌了。”

一个不祥之兆是，从初中开始，小龙常常问父母伸手要钱，到最后，数额越来越大，理由也越来越五花八门。年，抚养小龙长大的二姨因胃癌去世。王强渐渐听到大厦倾颓的声音：那时起，小龙三天两头不上班，后来，干脆放弃了那份在银行的优渥工作。

孙兰说，有那么半年，小龙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有时，他坐在二姨去世的屋子里，抽着烟，沉默不语。她试着去开导，但儿子重重地叹息，说：“妈妈，我怎么觉得我走不出来了？”而王强却越来越看不惯小龙，搬过来与父母同住的小龙“不劳动，伸手要钱，高消费，有时一个月能花一万多元……”王强向我控诉。

我听着，默默地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小龙很可能有抑郁倾向，只是那时，夫妻俩谁也没有把这当成一种病。

“大爷，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有什么苦衷？”我忍不住打断王强，小心翼翼地问他。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不相信，他的儿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

“哎呀，姑娘，我都不好意思和你说！你还没结婚吧？”王强斜我一眼，“我告诉你，他就是自己偷偷看黄色录像，腐化堕落的！”王强有次撞见，儿子正在干不可描述的事情，这让他觉得恶心。

从那以后，父子俩的矛盾迅速激化。要不到钱，小龙开始动手了。一次，小龙顶撞孙兰，孙兰打了他一下后，小龙对妈妈挥舞起拳头。这样的状况，之后又出现了三四次。

讲到这里，孙兰捂着脸哭了。她说，小时候，有次小龙和弟弟拿了她给的零花钱，买了较贵的火腿肠，她打了小龙，这是唯一的一次。而在成年后，小龙将当年挨的打，一次一次加倍还了回去。

年，有次回家，王强意外地发现，家门被撬了。失去的，除了冰箱、洗衣机、彩电，还有王强柜子里的西服、大衣。“全被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王强认定是小龙撬了房门，把他的家当拿去卖了“破烂”，接着挥霍掉了，“这样下去，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打不过他，我躲还不行吗？“

于是，6年前，老两口把房子让给小龙，仓皇搬来了这里。

这间出版社分配的宿舍只有12.8平方米，上厕所要去胡同里的公厕，但老王觉得，这样心里踏实。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小儿子一直对他们很好。之前，看到小龙和父母吵架，小儿子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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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武器

与丈夫相比，孙兰还能和儿子勉强说上几句话。但犟脾气的丈夫和不争气的儿子，让她夹在其中左右为难。这远不是他们最窘迫的时候。年，他们和小龙还住在一起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加上小龙的强硬要求，并不宽裕的夫妇俩，送儿子赴新西兰留学。前前后后，他们一共花了15万元。

“在当时，那可是一套房子的价钱。”王强拍着桌子。

他说，那时他们的生活节俭得近乎捉襟见肘。孙兰白天是个体面的编辑，晚上下班，在路上看见个瓶子就会捡起来，一天捡上十个八个，只能挣几毛钱。但在孙兰看来，这都是钱。

事与愿违。三年后小龙回国，并没能带回一纸文凭。

“他就是混不到文凭，超期居留，被遣返的！烂泥扶不上墙！”讲到这里，王强几乎是嘶吼了，他用手指着孙兰，“我告诉你，你也赶紧去立一份跟我一样的遗嘱！”

“立立立，你就知道拿我出气！”孙兰呜呜地哭起来，跑到里间。

我一时不知如何应付这个场面，只得低头，迅速盘算该如何告辞。

我突然想到，王强曾得意地告诉我，他还有个“大杀器”。为了缓和气氛，我问，“大爷，您说还有个除了遗嘱以外的武器，是啥呀？”

果然，王强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嘿，你绝对想不到，”他背过身，小心翼翼地解开外裤、拉开拉链，眼看着就要拉开内裤，我吓一跳，“大爷，您这是要做啥？”

“姑娘，你别怕，我给你看个宝贝，”王强把手伸进内裤，我吓得跳起来，却看见郭伟强从中掏出一个塑料袋。

“我这每一条裤子都缝了个口袋，贴身的，别人绝对拿不走。”

王强一层一层地将塑料袋打开，小心地拎出一本被叠得服服帖帖的房产证。“这是我的命！”王强突然抬高声调，“别看这个证破，可都是真的！”

原来，担心儿子变卖挥霍，他把那套58.8平米房子的房产证，日夜拴在腰上。这是一套位于我市二环边上的房子，原本是单位分的福利房。按照B市飙升的房价，这套房子很快就过百万了。王强担心，儿子最终会打房子的主意。

“我就是打定主意，不让那个死儿子拿到我的一分钱财产，看他去不去劳动！”我盯着那本房产证，久久无言。隔着一道帘子，我听到孙兰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这本房产证，凝结了万般复杂的情绪。我好不容易挤出一句，“大爷，您还是……收好吧。我也该告辞了。“

我拉开里间帘子，想和孙兰告个别。孙兰抹了把鼻涕眼泪：“老头子脾气犟，我都几年没见儿子了。“

“好啊，你想看那个兔崽子就看吧！“兴许是刚和我炫耀完，王强挺兴奋。两张并排摆放的单人床上，他摸到自己睡的那边，掀开床尾的床单、垫被，摸出一个相框，”我不想看到他，免得我自己厌烦。“

相框被蓝色的布条一层层捆绑起来，上面打了一个十字结。孙兰把布条解开，照片渐渐露了出来：那是小龙小时候的照片，清秀的相貌里透着乖巧。

“这照片是你啥时候带出来的？“孙兰的泪水扑簌簌落到相框上。

”就是6年前，咱俩从家里逃出时，我带上的。“王强说。

我恍然大悟：6年前，王强除了武器———房产证，还带出了儿子的照片。而这张照片，6年来，也和房产证一样，每天睡觉时，一伸脚，就能蹬到。这何尝不是王强的另一种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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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里的众生

距离我认识王强，过去六年。

6年前王强来立遗嘱时，恰好碰上一个记者，没多久我打开QQ，就看到了一则新闻推送。我心里知道，这说的肯定就是郭伟强了。

王强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我们单位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还有一档很火的调解纠纷节目，想邀请他们父子俩。出于保密原则，我们都回绝了。

大家转而去问写报道的记者，听说犟脾气的郭伟强，把这些人都骂跑了。记者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来我们单位门口蹲守，我们这里的题材，成为了他们的宝库。

某种程度上，有套房子的权贵阶层，或者只有1套房子的普通老百姓，对于财富的分配与传承，一样让他们头疼。不同的是，权贵阶层有自己的私人律师，或者更高端的财富传承师，但普通老百姓，更青睐我们这样“不花钱“的公益机构。因此，一个老人来我们这儿登记后，起码要等大半年才能约上。

我从一个新手变成了老手，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我这人没什么上进心。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家境还算殷实，父母给我早早买了房。前年，我和大学同学结婚了。主任因此盯上我了，逮着机会，就叮嘱我要利用职务便利，拉父母来立遗嘱。

我知道，主任是为我好。有数据统计，高达99.92%的老人来立遗嘱，都会写上一笔，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目的正是为了防儿媳女婿。

但这事，我很难做得出来，感觉很对不起老公。直到去年我儿子出生，主任又来给我普法。

我有点生气，“你们这些学法律的能不能不要这么现实？我老公你也见过了，典型24孝！”主任却看出我嘴硬下的犹豫，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别怪我没告诉你，现在咱这发达城市，离婚率高达40%，你平时替人录遗嘱，见过的狗血事儿还少吗？你可得想清楚了！”

“最难揣测的是人心。在利益面前，人性根本经不起试探。”这是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每次都会爆出的“金句“。

终于，我下定决心，趁着今年我父母来探望，偷偷把他们接到我单位，由我的同事帮他们立了遗嘱。

毫无疑问，他们的遗产，也将和那99.92%的老人一样，写明只属于我。我的同事更是尽职尽责地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像民间约定俗成的那样，口头说说留给我的孩子，“万一以后她和她老公感情破裂呢？“这话不好听，却是大实话。

而我的老公、婆婆，也会偷偷立下遗嘱吗？我看着没日没夜替我带孩子的婆婆，心里又疑惑又愧疚。

不久前的一天，我刚上班，主任就找到我，“小潘，你还记得王强吗？就是你帮他立遗嘱，后来记者把他炒成名人的那个？“我一惊，”他怎么了？出事了？“

“没有没有。“主任摆摆手，”他打电话来我们这，说要更改遗嘱，到时你接待下。“

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是王强和他认为与自己有着血海深仇的儿子冰释了吗？我在心里这么问自己，还是脾气倔强的他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一时间，我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但在看过了这么多复杂暧昧的事情之后，我很由衷地希望是前者。

这份笃定不知来源于何处，可能我只是希望，如果严重如王强父子这般的矛盾都可以消解，那么，原本今天这个冰冷、麻木的遗嘱里的众生世界，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可以给我一个同样温暖的答案。

注：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原标题：《为老人撰写遗嘱，我目睹那些枯萎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