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初，出于某种强烈的去殖情结，感到不得不做这篇，在水平不够、缺少时间精力的情况下，强行译了出来。去年重看，发现很多歪谬，花了不少功夫修订，这是自觉还不错的修订版。愿意的可以打赏，我觉得值点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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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我们直面菲律宾最艰巨、最棘手的问题的习惯，不在乎我们的直率可能给我们导致的后果，我们将在本文中谈及她的未来。

为了看清人民的命运，必须翻开他们的历史。菲律宾的过去大致可概括如下：

一并入西班牙王权，菲律宾就用鲜血和她的儿女们的努力抵抗着西班牙人的战争和征服野心；在这些斗争中，在人们更迭政府和法律、移风易俗、改宗转信的可怖危机中，菲律宾变得荒芜、贫穷和倒退，她惊讶于自己的转变，她已对过去失掉自信，对当下却仍欠缺信念，对未来也毫无谄媚的希望。那些曾经只试图让臣属恐惧和屈服的老朽领主——臣属们正是因为他们才习惯于奴役——像枯树的叶子一般掉落，而对自由既无热爱、亦不识其为何物的人民，轻易更换了主人，期待着也许能在新事物中赚得些好处。

于是，菲律宾人的新时代开始了。他们逐渐丢失了古老的传统和记忆；他们遗忘了自己的文字、歌谣、诗歌、法律，去死记硬背地学习另一些他们不理解的知识，以及另一种道德、另一种美学，它们殊异于被气候与本民族的感受方式所启发的道德和美学。于是菲律宾人开始妄自菲薄、自卑自贱，为自身及民族的东西而羞耻，好对所有奇特和不理解的东西报以欣赏和褒扬；他们精神委顿、卑躬屈膝。

如此经年累月、世纪流转。宗教排场,耳濡目染的仪式,歌谣,烛光，烫金的图象，对一种神秘语言的崇拜，故事，奇迹，布道，都催眠了这个国家本就迷信的精神，然而，哪怕整个宗教体系随后以不可阻挡的顽固性铺展并延续，却仍未将那精神完全毁灭。

菲律宾居民内心的妄自菲薄到了这般地步，沮丧，自厌，想要给自己最后的致命一击，把如此多心愿和如此多沉睡的头脑归之于无，好把个人变成劳力、粗野之人和驮载的牲畜一类，就像一种无脑无心的人类。于是，他们的企图被说出，被承认，他们唾弃这个种族，否认其一切美德、一切人类品质，甚至还有作者和教士让打击更进一步，不仅想否认这个国家的儿女向善的能力，甚至否认其作恶的本事。

于是他们一度相信于死亡将会成为的东西，正是他们的救赎。确有临死之人因下对猛药而回春。

如此多的苦难被咒骂声填满，昏睡的灵魂回归生活。土著居民优越的品质——敏感——受到了伤害，如果说他们有耐心在异国旗帜下吃苦并死去，但若那个他们为之而死的国家用咒骂和蠢话作为对他们牺牲的报答，他们将失去耐心。他们一点点自我检验，并认清了自己的不幸。并不期待这个结果的人，比如专横的主人们，把所有的怨言和抗议都视作罪行，并以死亡相惩罚，试图把所有痛苦的呼声扼杀在鲜血中，犯下了一个又一个错误。

人民的灵魂并未被吓倒，即便它只在极少数人心中被唤醒，其火焰也将牢靠、迅疾地蔓延，这多亏某些阶层为了掐灭高贵与英勇的情怀而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低劣。因此，如火焰点燃一件衣物，恐惧与惊慌将使其愈烧愈旺，每一次撼动、每一次打击都像鼓风机在吹旺火势。

毫无疑问，在这整段时期内，统治者种族中不乏英勇、高贵的灵魂为了正义和人性的骄傲而斗争，被统治种族中也不乏卑鄙、懦弱的灵魂协助了自己祖国的堕落。但他们都是特例，而我们谈论的是普遍状况。

这便是菲律宾历史的轮廓。我们认识了它的当下。那么，什么是它的未来？

菲律宾群岛仍将作为西班牙殖民地么，如果是，是何种类型的殖民地？它会成为西班牙的有或没有自治权的省么？为了达成那种状态，它需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还是说它会脱离母国，或独立，或落入他国之手，或与其他强邻结盟？

这些问题不可能作答，因为每一个问题都根据其时机而亦是亦非。既然自然界不存在永恒状态，人作为无常的、运动的生物，他们的生活中就更不应存在永恒状态了！正因为此，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确立一个时间不受限的空间，据此来试看未来的事件。

菲律宾在一个世纪之后会怎样？

还会继续作为西班牙殖民地么？

如果这个问题在三个世纪之前问，答案无疑会很简单，那时黎牙实比刚刚死去，菲律宾的马来族人开始逐渐醒悟，他们发现枷锁沉重，但尝试动摇它却是徒劳无功。对于一个热心于祖国自由的灵魂，对于以马伽拉特们的精神自励的、桀骜不驯的卡加延人中的一员，对于八打雁省英勇的伽特普林汤（GatPulintang）和伽特萨拉卡布（GatSalakab）的后人们，独立是肯定的，它只是一个相互理解以及尝试一次坚决努力的问题。然而，当一个人四下张望，处处皆是紊乱失常，底层人民冷漠、丧失理性，上层社会垂头丧气、四分五裂，对于这样一个靠悲惨经验醒悟过来的人来说，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把双手摊给镣铐，低头服帖枷锁，以一位看见枯叶掉落并预感一个漫长寒冬、且在那寒冬的落雪中依稀看见自己墓穴边沿的病人具有的忍耐，去接受未来。于是失序就成了悲观的理由；三个世纪过后，颈项已习惯枷锁，每一代新人都在镣铐之中繁衍，对事物的新状态愈加适应。

然而，菲律宾现在还处在与三个世纪之前相同的局面么？

对于西班牙的自由派来说，菲律宾人民的道德状况仍旧相同，换言之，他们认为菲律宾土著未能前进；对于修会及其信众而言，菲律宾人民已经从其野蛮中被拯救出来，这意味着是进步了；而对于许多菲律宾人来说，道德、精神和习俗却都败坏了，如同一个民族因被奴役而品德衰微，这意味着是倒退了。

先把这些评判放一边，以免偏离我们的主旨；我们来把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下做个简单对比，看看当时绝无可能的，如今是依旧如故还是完全改观。

让我们先排除菲律宾人对西班牙可能具有的依附；让我们暂且与那些西班牙作者一同设想，在这两个种族之间只存在憎恨和怀疑的动机；让我们先接受许多人夸耀的前提，即三个世纪的统治并没能使土著居民敏感的心中萌生一颗亲近和感恩的种子，然后再来看看西班牙人的事业是否在菲律宾群岛赢得了一隅之地。

过去，只有一小撮士兵在土著人面前支撑着西班牙的大旗，最多也就三五百人；其中有许多从事贸易，且散居各地，不仅仅在菲律宾群岛，还包括毗邻的国家；他们陷入与群岛南部的穆斯林，或与英国人、荷兰人长期的战事，又不断被日本人、华人和一个又一个内陆省份或部落骚扰。那时，菲律宾与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的交通缓慢、罕少且艰辛；统治群岛的诸势力之间有着频繁而激烈的冲突；金库几乎总是空空如也，殖民者的生活寄予脆弱的、满载中国货物的盖伦大帆船；那时，这些海域盗匪横行，西班牙的名号人人喊打，用于自卫的却只有一支临时拼凑的海军，而它大多数时候如若不是由外国人和敌人组成，便全是散乱的新兵，正如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的军队的遭遇一般：中国桨手的叛变挫败并扣押了那支军队，他本人也被谋杀，宏图大志尽数毁去。然而，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西班牙的旗帜已经屹立了超过三个世纪，其势力虽然有所衰减，却继续支配着菲律宾群岛的命运。

与之相反，现状如同黄金和玫瑰一般，可以说，相对于过去风雨飘摇的长夜，现在则是美好的清晨。如今，这个西班牙领地的物质实力翻了三倍；海军相对优化，民事和军事都更有组织，与宗主国的交通更快捷可靠，且宗主国在海外已不再树敌；现下领土稳固，这个恭顺的国度看上去便短了志气，缺少独立的渴望——独立二字几乎已成为其不可理解之物了；一切乍看之下都预示着至少另一个三百年的和平殖民统治和平静的领主制。

然而在这些物质考量之上，另一些伦理层面的考量无形迫近，它们的影响远比前者要深远、强劲。

东方民族总体而言——马来人尤其——是敏感的民族：在他们身上，感情的纤细占支配地位。到今天，哪怕在接触了理念与其相异的西方国家之后，我们仍然看到菲律宾的马来族可以为了无论出于宗教、科学还是其他随便什么性质的一点渴望或一点虚荣而牺牲所有：自由、舒适、安乐、名声，但对于伤害其自尊的最轻的字眼儿，都会立即忘掉他的一切牺牲、他的工作，并把他自认受到的冒犯牢牢记住、永不忘怀。

菲律宾人民就这么在三个世纪中保持忠实，不断把自由和独立拱手交出，既是受到对应许之天堂的期望所蛊惑，又是被西班牙这样一个高尚、伟大的民族给予他们的友谊所讨好，同样还是被为他们所陌生的、对于怯懦的灵魂来说带有神秘感的武器的优越性所强迫，或许还因为外国侵略者利用了他们内部的相互敌对，在纷争中作为调解方，好接下来把他们各个击破，一个个划入自己的势力。

西班牙的统治一打入，便由于人民的依附、他们内部的相互敌对、以及土著居民敏感的自尊仍未受到伤害的原因，立即站稳脚跟。那时人们能在军队高层中看到自己的民族同胞，能看到自己的乡村教师和西班牙英雄并肩作战、荣辱与共，而他们也从未被吝惜于荣誉、尊重和关心；那时，就如在英军入侵期间那样，对西班牙的信赖和依附，对宗主国的爱戴，使土著居民成为监护主甚至将军；那时，日后被企图用以抹黑土著人领袖们至为劳苦功高之职的、荒谬的诽谤之词仍未被发明；那时尚未流行在上层许可或教会当局的授权下于印刷品、报刊、书籍中侮辱和污蔑曾为西班牙之名付出、战斗、流血的人民，而冒犯一整个被禁止反驳或自卫的民族也尚未被视为高贵与风趣；那时虽然有疑病症的宗教人士，在修道院的闲暇时光敢于进行反对这个民族的书写，比如奥斯定会的加斯帕尔·德·圣阿古斯丁和耶稣会的贝拉尔德，他们冒犯的文字也从来无法见得天日，更不用说因此而被授予主教职位或加官进爵了。事实上，彼时的土著居民亦不同于今日：三个世纪的麻醉和愚民政策，总归对我们有所影响；最精美的神圣造像，在某些工匠手中甚至能变成小丑。

那时的宗教人士，带着把宗教统治在人民中确立下来的想法，接近人民，和人民一道建立起对抗压迫者监护主的事业。自然而然，人民眼看他们有更高学识和一定威望，便对他们报以信任，跟从他们的建议，甚至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听从他们。他们若要写作，便是用书写来为土著人的权利辩护，使后者的悲鸣远播、上达天听。为数不少的宗教人士像国家议员一般在世俗人和军人之间进行着危险的来回，他们的这些努力还与严格的教友之家连结到一起，那时，后者可是当着整个群岛的眼睛，培养了所有执政者（上至总督，下至九品），他们起到了不小的安慰作用，抚平了受伤的情绪，（哪怕只是在形式上）讨好了所有不满意的人。

这一切都消失了。嘲弄的大笑，像精神毒素一般侵入付出着、忍受着的土著人心中，且他们有多忍让，冒犯就有多过分：同一个创伤——整个种族遭受到的普遍凌辱——抹除了过去不同省份间的古老敌对。人民已不再相信那些过去曾一度作为他们的保护人，如今却是剥削者和刽子手的人。面具掉落了。已经得见，过去那种爱和仁慈都像是奶妈的感情，她无能生活在别处，便总是寄望于永恒的幼年、幼儿永远的虚弱，她才能不断收取酬劳、从中得到滋养；已经得见，她不仅仅不喂养，甚至还毒害他，好对成长加以阻挠，而对他最轻微的反抗，她都翻脸震怒！古老的正义模范，教友之家，业已消亡；道德始生乱象；对拉托雷这样的总督表现出的爱戴，到下一任总督治下则成为罪行，甚至足够让一个居民因此失去自由和家宅；如果一个人服从长官的命令，就比如最近尸体进教堂的那桩事件，就足以使这位恭顺的下属受到讥讽，并以所有可能的途径遭受迫害；债务、税赋都加重了，权利、优待和自由却没能因此而增加，甚至连仅有的那些都不保；一个持续恐惧与焦虑的政权动摇心气，这个政权比过去那个动荡的时代还要糟糕，因为幻想创造出的恐惧往往比实际的更严重；国家积贫积弱；它遭遇的财务危机巨大，导致困局的人被千夫所指，却没有一个人敢碰他们！

事实上，刑法的推行，像一小滴香脂去慰藉如此多苦困；可是，如果在没有提起诉讼、没有任何审判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诚实的乡亲都可能因为秘密报告、鸡毛蒜皮的借口或匿名叛徒而被驱逐和流放，那世界上的所有法律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在家中没有安全，对正义缺乏信念，不相信心安理得，刑法有何用，生命有何用？如果是一个叛徒怯懦的控告，而非所有正义的呼声，注定流入高高在上的独裁者惊惶的耳朵，那一整个法律名词的脚手架、一整堆法律条款又有何用？

如果事态这样继续，菲律宾在一个世纪之后会成什么样？

蓄电池的电量是逐渐积累的，若政府谨小慎微，未能给浓缩起来的怨言以出口，有一天便会冒出电火花。那将不是去谈论一种可能造成不幸冲突的成果的好时机：因为那一成果将取决于运气、武器以及人类无法预见的无数种形势；但是，哪怕所有的优势都在——且因此胜利的可能也都在——政府这一边，那也仍将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而一个政府应该不想要那样的胜利。

若那些引领菲律宾命运的人一意孤行，想要的不是做出改革，而是让国家的状况倒退，把极端的严酷和压制施加到在忍受和思考的各阶层上，那么将导致他们铤而走险，凭着对获得丁点叵测之物的期冀，把一种不安的、满是剥夺和苦楚的生活中的不幸用做赌注。斗争能失去什么？几乎什么也不会失去：为数众多的不满阶层的生命并未提供多大的利诱去让光荣的死为人所青睐。当然也可以尝试自杀；但是，之后呢？在胜者和负者之间难道不会留下一条血的溪流？后者既然在人数上远远超出，随着时间和经验积累难道不能在力量上与他们的统治者相当？谁说不能呢？菲律宾有过的所有小型起义，都是个别或狂热或失意的军人的作品，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欺瞒、蒙骗或利用“下等人”的臣服。于是它们都失败了。没有一次起义带有群众性质，也没有一次基于整个种族的需要，既不为人的骄傲而战，亦不为正义；因此它们在人民中也没有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先前情况正相反，他们看到自己曾被欺骗，伤疤渐愈，反而为扰乱他们安宁的这些起义的失败而鼓掌！但是，假如运动是从这些人民之中萌生，并且把人民的悲惨视为动机呢？

因此，若我们的大臣们的谨慎和他们英明的改革在殖民地的执政者之中未能遇到有能耐而又果敢的诠释者，或频发的政治危机能够召唤他们来就任棘手职位的忠实继任者；若在那些利用臣属的落后来谋生活的阶级的暗示下，对于菲律宾人民的抱怨和需要必须以不具备条件作为永恒的回答；若必定要不理会正义的呼声，把它们解释为反动的苗头，拒绝这个国家在国会拥有议席，拒绝其拥有权威的发言人来声诉逃出法网的各种权力滥用；若这个在蚕食土著居民好感方面成果颇丰的体制必将持续，不断用辱骂和忘恩负义刺激他们冷漠的精神，我们可以肯定，不出几年，现状就将完全改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今日还有一个此前没有的因素：民族精神已经觉醒，同样的不幸与同样的卑微把群岛的所有居民联合在一起。如今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知识阶层遍布群岛内外，它由于某些执政者的愚蠢——迫使居民远离故土，到外国受教育——而产生并日益壮大，且由于内部的刺激和所采用的那种赶猎的机制，它得以保存并不断斗争。这个阶层的人数持续增长，与群岛的其他阶层保持通讯，即便今日它仅仅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大脑，几年之后便将形成整个神经系统，并在所有行动中展示其存在。

那么我们看；为了阻拦人民进步的道路，政客有以下几个途径：通过一个依附政府的阶层——在荷兰殖民地是贵族阶层，而在菲律宾则是神权阶层——实施愚民政策；使国家贫穷；对居民温水煮青蛙般的毁灭，以及在种族间挑起敌对。

对菲律宾马来族人的愚民政策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虽然如黑死病般泛滥成灾的修士掌控着儿童教育，让孩子们在教室里年复一年地虚度，离开学校时筋疲力尽、抵触书本；虽然有审查想要封死进步的道路；虽然所有的布道台、告解室、经书、九日祭都强化着对一切知识的憎恨——不仅仅是对科学知识，甚至对卡斯蒂亚语这门语言的知识亦然；虽然那些想要把群岛保持在神圣的无知中的人坚持组建、完善、实践了这样一个体系，但仍然有作者、自由思想者、编年史家、哲学家、化学家、医生、艺术家、法学家等等。启蒙扩散开来，所遭受的迫害反而使它活跃。不，思想的神圣火焰在菲律宾人民中是扑不灭的，它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闪耀并为人所知。愚民政策对菲律宾人是行不通的！

贫穷会阻碍人民的发展么？

也许会吧，但那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切地方，尤其在菲律宾，最养尊处优的阶层往往是更喜爱平静和秩序的人，因为他们相对生活得更好，市民骚动会让他们受到损失。财富自带精致以及保守的精神；而贫穷催生冒险的念头，改变的愿望，对生活极少的沉湎，等等。马基雅维利同样发现这种约束人民的方法十分危险，他观察到，失去舒适生活比失去生命能激发出更顽强的敌人。此外，若财物富足，不满意的人便减少，抱怨便减少，而政府，由于更加富裕，同样也有更多途径来维持。与之相反，一个贫穷的国度好似一个无米之家；更何况，对宗主国而言，一个憔悴而困窘的殖民地对其有何用处？

温水煮青蛙一般毁灭菲律宾的居民也是不可能的。菲律宾的各个种族，和所有马来人一样，都不会屈服于外族，澳大利亚原住民、波利尼西亚人和新大陆的土著民族同样如此。如同爪哇岛和摩鹿加群岛的马来人一样，虽然菲律宾人不得不支撑住数不清的战事，虽然时疫常至，人口却增长到原来的三倍。菲律宾人接受了文明，生存了下来，在多国氛围中和所有民族保持接触。烧酒，这剂消灭太平洋诸海岛土著居民的毒药，在菲律宾并没有产生效力；过去的情况倒与此相反，若把菲律宾人的现状和过去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描绘的相比较，菲律宾人似乎变得更朴素了。殖民政府与南部居民的小规模战争消耗的只有士兵——出于对西班牙国旗的忠诚，他们远非一个威胁，而恰恰是西班牙最坚定的支柱之一。

于是只剩下在不同省份之间挑拨离间了。

这在过去是可行的，那时候群岛间的交通艰难而罕少，没有蒸汽船，没有电报，不同的省份各自坐拥兵团，殖民政府用特权和荣誉奉承某些省份，并支持某些省份去对抗更强大的省份。而现在，特权消失了，兵团也由于缺乏信任而重组，不同群岛的居民之间相互想念，交通自然而然地增加，旧有印象随之改观，看到所有人都被同一种危险所威胁、且受到同样的感情伤害，便互相伸出援手、联合起来。当然，这个联合体仍不充分，但妥善治理的举措、流放、乡亲在他们村庄所受的凌辱、官员的流动、学校的匮乏都指向它，也正是它，让每一座海岛的青年走到一起、学着去相互认识。旅居欧洲对拉近关系贡献非小，因为在外国，相距最遥远的省份的居民也共享着祖国的情感印记，从海员到最富有的商人，目睹着现代的自由，回忆起家乡的不幸，都将相拥、互称兄弟。

总之，菲律宾的精神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是注定的。

在未能向宗主国求得更多自由的情况下，群岛无法把如今所处的状况继续下去。正进行必要的改变。对于新人类，需要新的社会国。

企图使菲律宾人留在襁褓之内，便是暴露在这个被奢望成为的孩童起来对抗他的奶妈、撕开缠裹他的破布逃走的风险当中。

菲律宾，要么继续作为西班牙领土，但拥有更多权利和自由，要么在流血并让母国流血之后宣告独立。

由于应当没有人想要或期待这不幸的决裂，因为那对所有人都将是一桩坏事，它也仅在最绝望的关头会成为下下之策，所以让我们来检验一下以何种方式进行和平演变能使群岛继续归顺在西班牙国旗之下，同时不让双方的利益和尊严受到哪怕是最微小的伤害。

菲律宾若要继续保留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就必须进行政治变革，菲律宾的历史进程及其居民的需要都要求政治变革。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论证过了。

这个变革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起于人民之中，必定是暴力和致命的；从上层开始，才会是和平并硕果累累的。

有的执政者悟到了这个真理，并在爱国主义的指引下，尝试进行我们所需的改革，以避免事端。然而直到今日，不管宣称进行了多少改革，无论对政府还是对国家而言，成果都极其乏少，甚至有的时候连那些言之凿凿会有好结果的改革都腐坏了。这是因为，那些改革没有立足于实地。

我们说到过，现在再重复一遍，而且要永远重复下去：当政府面对的是必须根治的顽疾时，所有缓解性质的改革，都不仅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若非我们被某些执政者的真诚和正直说服，我们很可能会说：所有这些片面改革都仅仅是一个不懂得医治肿瘤的医生开出的膏药和香脂，要么他不敢根除病症，只想以此分散病人的痛楚，要么他想去迎合胆怯者与无知者的懦弱。

我们的自由派大臣提出的所有改革，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好的……只要能贯彻到底就行。

当我们想到这些改革，记忆中便浮现出桑丘·潘沙在巴拉塔利亚岛的用膳制度。桑丘虽坐在“水陆毕陈的豪华餐桌”前，但佩德罗·雷西奥医生却用他的鲸鱼骨挡在这倒霉鬼的嘴巴和每盘菜之间，不断说着“拿走！”，然后侍者就把食物撤下，让桑丘落得比原先还饿。这专横的佩德罗·雷西奥给出的理由倒真的像是塞万提斯写殖民地政府的春秋笔法：“不该吃，总督大人，在其他那些有总督的海岛上也是这规矩”云云，他给每一道菜挑刺，这一个太烫，那一个太湿，和我们遍布四海的那些佩德罗·雷西奥们完全一个样。厨师的厨艺给桑丘带来的真是活见鬼的好处！

在我们国家，改革就是食物；菲律宾是桑丘，而那个江湖医生可就原型众多了，他们感兴趣的是不让桑丘碰食物，也许是为了自己享用之。

于是乎，逆来顺受的桑丘，或者说菲律宾，怀念起自由，背离所有的管制，终于起来反抗别有用心的医生。

同理，只要菲律宾没有新闻自由，只要在议院没有发言权来告知政府和国家它们的政令是否得到适当履行、是否对殖民地有益，那么殖民地大臣的所有才干都将和巴拉塔利亚岛的菜肴有着同样的命运。

希望改革成其为改革的大臣，应从申求菲律宾的新闻自由，以及设立菲律宾的议员着手。

之所以首先是菲律宾的新闻自由，是因为那里的抱怨极少能传到伊比利亚半岛，极为罕见，如果能到达，也是被严重粉饰，显得神神秘秘，使得没有报纸敢于传播它们；如果能传播，也传播得滞后且歪谬。

一个远程治理一个国家的政府，若想公正、正当地执政，最需要新闻自由，甚至比宗主国的政府还更需要。在国家境内执政的政府，或许还可忽略新闻业（假如可以的话），因为就在地头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以就近观察他们统治和管理的人。但远程治理的政府，绝对需要以所有可能的途径认识事实真相，才能更好地判断和衡量，这种需要对于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而言尤其必要，因为其居民使用一种为当局所不通的语言来交谈和抱怨。不这样治理当然也能叫做治理，但必需给它一个名字，那就是糟糕的治理。因为那意味着仅仅倾听一种声音；好比驾驶一艘舰船，却对船只和海洋的状态、对暗礁和浅滩、对风向和洋流等等一无所知。又好比管理一所家宅，只想着充门面，锦衣玉食，却看不到钱柜里还余下多少，也想不到仆人和家庭。

但许多政府都在走一条叫做“惯例”的下坡路，而那惯例声称新闻自由是危险的。我们来看看历史讲述了什么：起义和革命总是在实施暴政的国家发生——在那里，思想和人的心声都被迫沉默。

如果伟大的拿破仑没有对新闻业实行暴政，或许它就能够提醒他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也就能认识到民众已经疲累、土地需要和平；也许他的天才便不会在对外扩张中耗尽，而是回返自身，用在自身巩固上，那样一来也许真就巩固了。西班牙自己的历史也记载了，当新闻业被堵塞言路时，革命更多发。有哪个殖民地因为有新闻自由、因为享受自由而独立？是摸黑执政好，还是对前因后果心中有数地执政好？

有人肯定会辩称，在拥有新闻自由的殖民地，执政者的名声——虚伪的政府的支柱——会冒很大的风险。我们要回答他，民族的名声重于个别人的名声。一个民族不是靠保持和掩盖权力滥用来挣得尊重的，而是要靠惩罚和谴责它。此外，拿破仑关于大人物及其侍仆的言论，恰应验于那种名声。我们——忍受并深谙那些名不副实的神们所有的谎言与欺侮的我们——并不需要新闻自由来告诉我们这些；他们早就名誉扫地了。需要新闻自由的是政府，是那个建立在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之上，还幻想着好名声的政府。

关于设立菲律宾议员，我们所言相同。

政府在议员身上能看到什么危险？三者其一：要么煽风点火，要么阿谀奉承，要么尽职尽责。

假设我们陷入最荒谬的悲观之中，接受对菲律宾来说已经够狠、对西班牙却更甚的辱骂，即所有议员都将是分裂分子，他们的所有提议都含有殖民地独立主义的思想，那么大多数人，爱国的西班牙人，还有执政者的远见卓识，不都站在反对它们的目的、打击它们的立场吗？这难道不比在家中、在茅屋、在田间秘密发酵和传播的不满更有意义么？在涉及爱国主义时，西班牙人民当然永远不会吝惜自己的血液；但是，相比于在距离祖国三千西班牙里以外的泥泞的土地里、在密不透风的森林间顶着烈日或暴雨互相射击，在议会里进行原则上的斗争不是更可取么？这些理念上的文斗，对于政府而言除了起到温度计的作用，还具有代价小、收效大的优点，因为西班牙议会恰好不缺嘴上英雄，他们在演说的领域是不可战胜的。此外，都说菲律宾人是懒惰而胆小的；那政府还怕个什么呢？怕自己影响不了选举？坦率地说，害怕殖民地独立分子身处国会，也太抬举他们了。

假如议员是趋炎附势之徒，这也是可以想见并很可能必然会发生的，那么这样一来对政府多有利，对选出那些议员的选民便有多糟了。又多了几张有利的选票，政府可以高枕无忧地嘲笑殖民地独立分子了，如果还有的话。

假如议员尽职尽责，恰如其分、正直、忠实于他们的任务，无疑便会用他们的询问烦扰无知或无能的大臣，但他们是帮助后者施政的，他们将使国家代表中再多几个正直的人。

然而如今，如果说菲律宾议员真正的不便之处在于伊戈洛人的气味，身经百战的将军萨拉曼卡先生在参议院一嗅到它便会失去平静，那么近距离见过伊戈洛人且愿意在他们之中生活的D·西尼巴尔多·德·玛斯先生可以证明，他们的味道最糟糕的情况下闻起来不过是像火药味儿，而萨拉曼卡先生对于这种气味无疑是毫无惧意的。倘若问题仅限于此，有着每天洗澡习惯的菲律宾人，一旦成为议员，定能抛下肮脏的陋习，至少在立法会议期间如此，以免用厕所的臭味熏扰萨拉曼卡人娇贵的嗅觉。

一些精致的作家把大体上黝黑的皮肤和大致长着大鼻子的面庞视为缺点，去反驳是徒劳无益的。在美学问题上，每个种族都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说中国，有四亿一千四百万人，有着非常古老的文明，他们认为所有欧洲人——被叫做番鬼或红毛鬼——都很丑。他们的审美比欧洲审美多一亿支持者。此外，如果一定要比较这个，那我们不得不接受拉丁民族的低下，尤其是西班牙人的，因为相比之下英国人要白得多。

只要西班牙议会不能说是一个由阿多尼斯、安提诺乌斯们、美少男们及其他类似的天使们组成的会议；只要到那儿去是立法而不是在幻想的半球里狡辩和游荡，我们相信政府也不应止步于那种所谓的缺点。法律没有肤色，而理智也没有鼻子。

我们看不到任何禁止菲律宾拥有议员的严肃理由。一旦树立了议员，许多不满都会平息，人们便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把不幸归咎于政府，而是会更好地忍受它们，因为至少可以抱怨了，也还因为自己的儿女就在立法人员当中，某种程度上便会支持他们的行动。

我们不知道要求设立议员是否有助于我们祖国真正的利益。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同胞中许多人的蒙昧、胆怯、自私，以及想要在殖民地施行愚民政策的人自大、狡猾、霸道的手段，都能够使改革变成一件有害的工具。但我们希望对政府忠实，且对它指出对我们而言最好的道路，以免使它的努力白费，并同时消除不满。如果在计划了如此公正又必需的办法以后，菲律宾人民还是那么无知与怯懦，背叛自己真正的利益，那么就让责任落到他们头上，让他们糟受所有的后果吧。每个国家都有其配得上的命运，政府也将能够说自己仁至义尽。

这就是两个最基本的改革，如果被善加诠释与实施，将拨云见日、确立对西班牙的亲近并造福于后世。它们是缺一不可的改革。

对于此二种改革将引来独立的恐惧是幼稚的：新闻自由将使政府认识到意见的脉动，而议员，如果是菲律宾儿女中最优秀的人（也该当如此），也就成为政府的人质。没有不满的理由的话，用什么才能激怒人民大众呢？

还有一些人辩驳，菲律宾人民中的大多数人有着有缺陷的文化，这同样难以接受。他们的文化并不如这些人预想的一般有如此大的缺陷，此外，没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无知和无依无靠的人（无论源自内因还是外因）拥有一个代表来守护他们，使之免遭践踏。他们正是最需要议员的人。没有人不属人类，没有人仅仅因为或多或少没文化而在文明面前失去权利，既然在被索要税金和被要求为了保卫母国而流血牺牲时，菲律宾人被认为是有能耐的市民，为何在赋予其权利的时候却又否认其能为呢？况且，既然从朋友到敌人的所有人都坦承其学习热忱是多么巨大，在西班牙人到来前便能读能写，为何他们要为自己的盲黯负责呢？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最低微的家庭也做出巨大的牺牲好让孩子接受些许教育，甚至通过去做家仆来学西班牙语。如果我们看到政府颁布的无论多少个促进教育的法令，都碰上了佩德罗·雷西奥这种阻碍它们实施的人——因为所谓的教育被牢牢攥在他手里——那么如何能够期待这个国家在现状之下得到启蒙？如果说菲律宾人的智力足以使他们纳税，那么也应同样足以去选举并拥有议员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的成果对于这个国家的政府而言是有用处的。若不这样进行推理，便是在用推理设圈套。

法律和当局的行为若受到监视，“正义”一词便能够不再是一个殖民地的讽刺了。最让英国人在殖民地受尊崇的一点，便是他们严格而便捷的司法机关，人们正因为此而对法官们抱有完全的信任。正义是施与教化的种族首要的美德，它能降伏最野蛮的民族，而不义却能使最弱小的民族揭竿而起。

职位和职务应通过考试来赋予，答卷与评分也应得到公开，以给予激励并免于滋生不满。因此，若土著居民不摆脱无动于衷，那么看到所有职务都被名门望族所占时，也就无法再絮叨什么。

我们假设害怕进入这场论争的肯定不是西班牙人：因为这样他们就能通过智力上的优越来证实自身的优越性了。而且这一点虽然在宗主国不太寻常，在殖民地倒是应该付诸实践——既然必须通过精神材质来寻求真正的名声的话——因为殖民者必须是，或起码看起来像是公正、聪敏、正直的，就像人们在接触陌生人时会表现出彬彬有礼一般。如此得来的职位和职务自然拒绝随意离任，它们会创造出熟练并熟谙职责的职员和执政者。由土著居民担任的职位，非但不会把西班牙领土置于危险之中，反而只会加固它；有什么利益能够驱使他们把安全可靠的变得动荡和问题多多？况且，土著居民钟爱宁静，相对于光明的未来，宁愿要卑微的现在。现在在办公室里仍然找得到的少数菲律宾公务员都会这么说：他们是最僵化的保守派。

关于商业、农业、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教育等，我们还能再补充另外一些细节上的改革；但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别的文章里涉及。目前我们满足于提纲挈领，免得让人说我们要求得太多。

指责我们过于乌托邦的人不会少：然而什么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想象出的国度，那里有普选、宗教宽容等，而死刑几近废除。当小说出版时，这些东西被认为是绝无可能的空想，所以才叫做乌托邦。可是文明已经把乌托邦远远甩在身后了：人类的意志和观念创造了更多的奇迹，消除了奴隶制和通奸死罪——哪怕在乌托邦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法国殖民地就有自己的代表；而英国议会也尝试给直辖殖民地（Crowncolonies）以代表，因为其他殖民地已经在享受某种自治；那里的新闻业也是自由的；只有在十六世纪还是模范殖民国的西班牙如今远远滞后。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居民还不到菲律宾的三分之一，而且也不像后者一样为西班牙做出过如此多牺牲，都拥有大量的议员。菲律宾从一开始就恪守本分，国家的需要都凭靠国王与教皇；当西班牙在拿破仑钳制下呻吟的危急关头，菲律宾同样自持，并不像别的殖民地一样趁着宗主国遭殃而独立，反而加强了与母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证明了她的忠实；多少年以后仍在继续……菲律宾群岛犯了什么罪，要这样剥夺它们的权利呢？

总之：若能走上合法、文明的生活的正轨，若居民的权利得到尊重，若欠菲律宾人的别的东西能给予他们，若政府的自由政策能进行到底而不磕磕绊绊、不小气刻薄、不满口托词、不牵强解释，菲律宾就仍将属于西班牙。

否则，若因为想在菲律宾群岛上找到待开采的金矿，以满足野心、免除宗主国的税务，催逼下金蛋的母鸡，并对所有理智的呼声闭目塞听，那么，无论菲律宾人有多么忠实，也无法阻止历史的致命规律生效。为了服务于宗主国的政治和经济而建立的殖民地，最后都独立了，巴切莱特如是说；在巴切莱特说出这句话之前，腓尼基、迦太基、希腊、罗马、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有殖民地都印证了这一点。

把我们和西班牙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无疑是紧密的；不会有两个民族在三个世纪里持续接触，共享一个命运，在同一片土地上泼洒鲜血，信仰同样的宗教，崇拜同一个上帝，交流同样的思想，而二者之间却不产生比武器和恐惧强加的关系更加强大的纽带：二者各自的牺牲和恩惠已经产生出好感；通晓人类之心的马基雅维利曾说过：“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lanaturadeglihuomini,écosíobligarsiperlibeneficiicheessifan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