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戴蒙德即借他的新几内亚朋友耶利之口问出了全书开篇的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在作者看来，虽然耶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它可以推而广之，联系到现代世界上更大规模的一系列悬殊差异。最终作者引出了本书的主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

在寻找耶利问题的答案之前，作者先列举了人们反对讨论耶利的问题的原因，一是为现有统治辩护；二是必然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方法；三是诸如“文明”之类的字眼和“文明的兴起”之类的词语是不是传达了虚假的印象。然后作者讨论了传统意义上的答案，但是无论是遗传因素使得欧洲人比新几内亚人更聪明，还是气候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或者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都是不完善的，耶利的问题没有可以普遍接受的答案。因此，作者在接下来的四个部分中，通过举例的形式，从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世界不同地区历史发展的差异，论证了他认为的本书的主题，即“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

第一部分戴蒙德主要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波利尼西亚群岛形成的原因，另一个是印加帝国与西班牙的一场战役。他从环境的角度对这两个例子进行了分析。

波利尼西亚群岛位于中太平洋地区，陆地面积并不广阔，但各岛屿发展不尽相同。从整体上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环境状况非常复杂多样。波利尼西亚人的生存方式从查塔姆群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到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岛上多数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也有一些艺人行会等。在社会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的社会范围很广，有的社会相对和平，而有的则是等级森严，各种各样。在政治组织方面，从划分为部落单位到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帝国，多种多样。戴蒙德认为至少有6种环境可变因素促成了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的这些差异：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的破碎和隔离程度。

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气候非常的复杂。大多数岛屿靠近赤道，属于热带气候，新西兰大部分地区则不冷不热，而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部地区非常寒冷，各种气候应有尽有。岛屿地质类型则多种多样，在土阿莫土群岛中是一些环状珊瑚岛，在新西兰地区则是一些古老的、具有地质多样性的陆块，上面有许多的矿物资源，包括可作商业开发的铁、煤、黄金和玉石。这些火山岛的本身也各不相同，较高的海拔能给山地带来更多的降水，使得岛屿的侵蚀更为严重。而较低的岛屿中，虽然有火山灰的作用，土壤很肥沃，但却不一定具有大溪流。在海洋资源方面，有许多泻湖，盛产海鲜。然而，像复活节岛这种多岩石海岸和陡峭直下的海底，海产品则非常少。面积是另一个因素，最小的岛屿阿努塔只有英亩，大的新西兰有平方英里，几乎是一块微型大陆，各岛屿的发展也是天差地别。最后一个因素是隔离程度。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复活节岛和查塔姆群岛面积小，而且与其他岛屿的距离也远，这就造成了它们“与世隔绝”的状态。新西兰、夏威夷和马克萨斯群岛也很偏远，但后者与其他岛屿有一定的接触，这三个岛屿是由许多小岛屿构成的，对于岛与岛的接触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波利尼西亚群岛复杂的环境对社会的形成作用是不同的，在人类生存方面，新西兰的动物种类很少，但是在复活节岛等地区，人们却依靠动物获得生活来源。在一些高纬度地区，那里的人们依然进行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而在夏威夷群岛等地，灌溉农业非常发达，可以为人类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

生存的环境反过来影响了人口的密度，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多数是狩猎采集为主的人，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人口密度很高。同时土地面积大人口密度高的地区首领的权力会相对更大，例如夏威夷群岛，首领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平民为自己服务，其享受的待遇接近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王。但是在土地较少的地区，团体内的决定由成员共同作出，例如阿努塔岛，只有人，居民共同组成政治实体，此时选举首领便没有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种种差异都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差异也只是世界各地区差异中一个小小的缩影，但也证实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与环境差异是相关的。

第二个例子是印加帝国与西班牙在秘鲁高原卡哈玛卡的战役，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俘虏并处死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紧接着作者开始论述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皮萨罗会俘虏阿塔瓦尔帕？因为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而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们在对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时，只能用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皮萨罗到卡哈马卡来，靠的是航海技术，是这种技术建造了船只，使他们从西班牙横渡大西洋来到巴拿马，然后又沿着太平洋从巴拿马来到秘鲁。同时依赖于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西班牙就能为这些船只提供资金、建造技术、人员和装备。阿塔瓦尔帕没有这种技术和组织，所以不能从海上扩张到南美以外的地方。而阿塔瓦尔帕会走进这个圈套则是吃了文化的亏，文化修养使西班牙人继承了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相形之下，阿塔瓦尔帕不但对西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对来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毫无个人经验，而且他甚至也没有听人说过（或在书本上读到过）之前在何时、何地，何人也曾遭受过类似威胁。这种在经验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萨罗去设下圈套而阿塔瓦尔帕走进了圈套。

总之，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这件事，表明了导致欧洲人向新大陆移民而不是美洲土著向欧洲移民的那组近似的因素。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优势在欧洲人那一边，而不是新大陆一边。作者在接下来的篇幅分别进行了论述。

第二部分是戴蒙德论述的重点，包括农业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农业的重要性，并且他还分析了世界各地农业发展差异的原因以及农业的影响。

不同的部族在史前不同时期学会了粮食生产，而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方面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

由于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人口更加的稠密，而定居生活使得人们能够把多余的粮食贮存起来，粮食剩余进而导致了分工和阶级的产生，这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粮食生产出出现的时间、发展的速度、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

经过考证有5个地区是确认粮食生产的中心地区：西南亚，也叫近东或新月沃地、中国、中美洲、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以及美国东部，还有4个地区可能出现了粮食生产：非洲的撒哈拉地带、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和新几内亚。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差异也很大，毕竟农业生产不是一项突然性的发明创造，许多的动植物是农民在不知不觉中驯化出来的。动物或许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让人们易于获得或者易于驯养，因为它们具有意识，能够自由行动，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活动。但植物则是无意识的，它们的方式可能要借助外力。如果从植物的观点来看人类不过是无意间“驯化”了植物的成千上万种的动物之一。

有些植物的种子可以通过风，被风吹走或是水冲走；或者通过吸引小动物的采摘，而有些果实在采摘的时候掉落了，有些腐烂的被扔掉了，有些把种子藏在美味的果实中，被动物食用后变成了排泄物，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植物的传播。作者紧接着举了野草莓的例子加以说明，野草莓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果实又酸又硬，颜色也是青的，但成熟的就变得美味，颜色变得漂亮许多，这就会吸引更多的动物采摘。但野草莓绝不是有目的地去吸引人类的食用，只是当人类品尝了它的美味后，才想起来要把它带到固定的地方去播种。那么播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大小，多数人类会选择大而饱满的果实进行播种；另一种是味道，许多野生的植物选择在演化过程中把味道变苦或是有毒，以防动物们的采摘。比如杏仁，大多数都有苦杏仁苷，这种物质苦涩且有毒，但是人类和鸟儿成功的发现了不苦的杏仁，从而培育了现在我们能够吃到的杏仁。因此农业的产生也可以用物种起源的观点来解释。

在分析具体农业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中，戴蒙德详细说明了新月沃地地区。新月沃地位于西南亚地区，这是比其他多数地区早产生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文明的地区。而产生文明的前提，也是依赖于粮食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因为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的粮食，就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专门人才。戴蒙德提出了新月沃地会较早的出现粮食生产的几个条件：第一，它的气候带是地中海气候，这种气候带非常适于植物的生长。另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新月沃地植物祖先很丰富，它们很容易被人类获得。第三个有利条件是自花传粉的植物很多，不需要农民投入更多的精力就能获得粮食。最后一个则是狩猎可获得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农业生产最为居民的生活方式被固定了下来。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发展既早又繁荣的现象。

相比之下，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粮食生产则有较大缺陷。可驯化的谷类作物和大型动物比较少，当地的作物营养程度不高，限制着当地的人口密度。这就从环境的角度回答了作者本章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这种作物，原因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只有微弱的驯化潜力，这也是其他地区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原因。

在论述完植物被驯化之后，戴蒙德把视线转向了动物。作者提出了动物驯化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各大陆之间野生祖先的这种十分不均匀的分布，成了欧亚大陆人而不是其他大陆的人最后得以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动物驯化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作者给出了六组原则：日常食物转化成可食用肉的效率；生长速度快；能在圈养中繁殖；性情的凶险与温和；不容易受惊；群居结构。其中群居的动物不能拥有重叠的生活范围，不然会因为地盘和求偶问题展开争斗。

很少的动物能满足上述所有条件。例如群居动物中存在优势等级，能够对首领（或者驯养他们的人类）本能地顺从，可以集中放牧而相安无事。相比之下，独居的地盘性动物就不适合这么做。猫和雪貂是唯一得到驯化的地盘性哺乳动物，但我们并不能把它们当做肉食来源那样大群放牧，而是当做宠物饲养。从一开始，动物驯化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那种表面上的随意性：有些动物驯化了，而它们的近亲却没有得到驯化。除少数几种外，所有可以作为驯化候补者的动物都被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排除了。而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于是“这部分野生哺乳动物由于在上述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协调一致而最终得以和人类结成美满的婚姻。”

作者在第二部分的最后提出了大陆轴线的不同走向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他论述了欧亚大陆上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受东西轴线的影响比其他的大陆速度上要快得多，尤其是植物从新月沃地向四周传播的速度要远远超过在非洲和美洲这两个轴线呈南北走向的最大的陆块的传播速度。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南北之间的缓慢传播只在较小范围内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作者看来，不同轴线传播速度的差异并非证明欧亚大陆早期农民具有过人的智慧。而是反映了欧亚大陆轴线走向与美洲或非洲大陆轴线相比较的结果。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作者的结论可谓是新奇而大胆。